城镇化发展中“村改社区”居民认同感实证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村改社区"成为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和推动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本文以天津"村改社区"为例,探讨了"村改社区"过程中居住者的居住感受及其与新社区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放700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居住适应性、生活便利性、多元需求满意度与社区居民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村改社区"中的居民安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以“心和”文化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正无锡新区新安街道是2007年新成立的街道。近几年,伴随着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的开发建设,街道进入城市化建设的"快车道"。七年来,新安街道50000多人集聚到了崭新的现代化安置小区。随着城市发展规划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区的确是变靓变美了,然而,居民的素质却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前进的步伐。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小农经济意识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公德意识、集体观念淡薄,道德信任危机严重,法制意识不强等等。     

城市化须是“人口城市化”

对于很多人来说,所谓的城市化就是把土地从农业用地变为建设用地,将农田变为厂房和马路,至于原来农民的出路,并未认真考虑。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被认为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     

现代安置房工程高层建筑设计浅析

失地农民的居住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建设问题,关系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步伐。本文通过对现代安置小区的调研,并结合某安置小区工程,对安置小区高层建筑设计进行简要的阐述,以供参考。     

“土地财政”下被征地农民转市民的安置模式探索

我国的"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其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文章回顾了"土地财政"下各地被征地农民的主要补偿和安置的办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最困难农民"的保障房"租售结合"模式。     

刍议“村改居”转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土地问题——以湖北省仙桃市“村改居”转型社区为例

近年来,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村改居"转型社区。在"转型社区"改造模式中,管理由村委会转为居委会,人口户籍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国家大规模征收耕地,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由此,农民一下子失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田地,不能再靠种地维持生活。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土地被征收为中心的问题。主要分析转型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土地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对策。     

改制与改造——“城中村”向城市社区转化的选择

“城中村”属于以街区巷道、道路河流自然地域划分出的地缘型社区。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在确定的城市建设发展预留地范围内,或因国家建设多年来大量征用土地后仅剩下少量农用地,农民不能靠耕种土地维持生产生活,城市建设征地补偿是村集体经济收益主要来源的行政村。“城中村”是一个类型独特的社区,是以紧紧嵌接在城市社区内或该城市边沿地带的农村社区,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化,是“城中村”一种必然的选择。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不断增多。由于征地补偿不统一,失地农民的安置难,给社会增加了诸多不稳定因素,阐述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带来的种种问题,并分析其原因,提出政策建议。     

加强和改进“村改居”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

"村改居"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一种特殊社区。从传统农村转向"村改居"社区,随着管理体制的变革、利益格局新的调整、群众思想上新的变化,社区工作的难度明显增大,"村改居"社区干部在整体上出现了年龄结构上、思想认识上、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适应。因此,重视加强"村改居"社区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一支过硬的"村改居"社区干部队伍,是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完善“城中村”集体经济改制工作的思考——以山西省太原市典型“城中村”为范本

"城中村"即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村庄,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作用而产生的"非城非村"的特殊地带。"城中村"改造工作包括户籍转变、撤村建居、土地转性等环节,其重点和难点就是如何将村集体经济改制为股份制企业,顺利实现原村委会经济管理职能的移交。山西省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从2011年开始进入攻坚阶段,与改造的其他环节相比,集体经济改制工作进展较为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各村在改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观念、技术和政策层面的问题,亟待政府的重视和政策的支持。     

实施楼栋党建工程 增强党建工作实效

近几年来，为了配合无锡市太湖新城的大开发、大建设，新安街道大量人员动迁，为了妥善安排好这些居民今后的生活，新安街道开工建设了安置小区，目前，率先建设并已开始入住的小区有新安花苑第一、二、三社区。仅新安花苑第一社区居民入住就达4408户，入住总人数达12000人（户籍人口9300人），社区建设和居民安置情况已初具规模。     

失地农民安置主要模式评析——兼谈厦门市"金包银"工程模式创新与实践

由工业化、城市化而引发的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成为近几年的一个社会热点。各级政府为解决问题，积极探索新出路，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土地换保障、土地入股经营等是普遍采用的安置模式，但具体实施中存在许多不足。2005年，厦门市从失地农民未来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与新农村建设发展趋势出发，首创了“金包银”工程模式。这一模式是对入股经营土地、留地安置模式的深化和创新，它对解决失地农民安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借鉴价值。     

包头“城中村”问题分析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受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约束和政府部门管理不善而产生的现象.由于城中村建筑质量差,建筑密度高,缺乏科学规划,生活环境恶劣,因此对城中村的改造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土地制度、拆迁安置与补偿、集体资产股份制这三个方面是决定这项改革运动能否进行的主要因素.为了顺利推进城中村的改造,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快对城中村的改造,实现政府和村民利益的双赢.     

户籍对价、劳动力迁移与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城市化的大力发展,劳动力迁移和土地流转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约束下,户籍制度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退出和进入壁垒。户籍制度之所以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障碍,就在于附着于其上的福利价值,所以,要消除这一障碍必须交换其福利价值。本文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中,通过户籍对价来解决迁移劳动力的土地退出和城市安置,不仅能够鼓励劳动力迁移,而且也有利于土地流转。这是一种可行的户籍改革措施和城市化的发展策略。     

“土地换社保”掩盖下失地农民的利益受损分析

农民失地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对失地农民有多种安置方式,最近几年社保安置在辐射全国.这种安置方式和单一的货币安置相比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背后也隐藏着对失地农民利益的损害.只有分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根源,才能有效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     

从福利经济视角看居民拆迁意愿及安置补偿选择——基于温州市“大建大美”拆迁社区的数据分析

以温州市"大拆大整,大建大美"行动中拆迁社区的拆迁居民为研究样本,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建立多维测量指标,采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可能影响拆迁居民的拆迁意愿、安置补偿选择(货币安置、实物安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建模。研究发现,安置福利因素与租购房价格因素会影响拆迁居民的拆迁意愿;货币安置意愿受购房因素影响;实物安置意愿受安置利益因素以及个人与家庭因素影响。最后探讨政府职责以及解决相关民生问题的对策。     

苏州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调研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在此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日趋庞大。改革初期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还是采取"谁征地、谁用工",以就业为先导纳入城镇社会     

城市化进程中的水土资源“增长阻力”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程,构建出城市化进程的资源"增长阻力"模型,并以江西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水和土地资源对江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增长阻力"分别为0.006 836 528和0.129 913 984个百分点,二者对城市化总的阻力为0.192 582 493个百分点。进一步计算表明,由于资源约束的存在,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生产要素投入与资源利用方式,沿着平衡的经济增长路径,江西省要想在2010年实现城市化水平达到45%以上的目标,城市化水平年增长率至少要保持1.76个百分点以上。显然,保持这么高的城市化水平年增长速度是很难达到。因此,只有将其生产方式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并着力培养节约和保护资源的意识,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分析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结合我国人多土地少的基本国情，超高层建筑已经成为了城市建设的主体。超高层建建筑因为占地少，容纳量高、功能多样受到了众多投资的青睐，超高层建筑的出现，一般被视为地标象征，成为城市的标志。本文根据实际案例，研究和分析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策略，期许对于提高超高层建筑的工程质量有所帮助。     

求同寻异:一部系统研究失地农民问题的力作——评《边缘化与分异: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研究》一书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潮流,尤其是近几年更出现了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趋势.大量农地非农化的结果导致失地农民人数急剧增加.由于土地征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征用范围过宽、补偿价格过低、安置政策失效等现象,加之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再就业能力较差,导致失地农民问题日渐突出.部分失地农民尤其年龄较大的便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