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主要衡量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由于测量误差和生命周期偏误,同类研究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基于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笔者纠正了测量误差后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这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国际上处于中间水平.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

收入分配的代际流动指一个人在总体收入分配中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由他上一代人的位置所决定,或说子辈收入对父辈收入的弹性的大小。本文利用1988年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资料,建立了城镇居民子女收入对家长(父亲或母亲)收入的回归方程,得到了1988 年和1995 年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84和0.424。按父母收入高低的居民分组显示,虽然1995年低收入组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1988年有所下降,但高收入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收入代际流动研究综述

文章回顾了国内外代际流动研究领域有关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研究。首先着重从收入代际流动的含义、收入代际流动的程度以及收入代际流动的机制三个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然后对我国国内的相关研究做了概括,最后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的不足并预测了未来研究的趋势。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收入代际流动计量偏误的文献综述

收入代际流动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部分研究以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而其中存在着一些因素会导致计量偏误。文章对偏误产生的原因、解决方法做了简略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价,最后预测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变动趋势

<正>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低成为社会是否公平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次抽样调查的数据用回归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发现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近些年来有下降的趋势。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

本文利用农业部1986—2001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第一,分析期内农户呈现出收入流动程度随时间先增大后逐渐稳定的趋势,这使得持久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小于年度不均等,1995年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年度收入不均等,但持久收入不均等较小;第二,分析期内农村收入流动始终大于同期城市收入流动;第三,在1986—1990年间,农民平均收入较高省份的收入流动程度较大,而在1995—2001年间,各省收入流动差异并不明显;第四,农民收入水平有条件收敛的趋势,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外出打工,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户籍制度曾经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巨大障碍,近年对其进行的改革促进了大量永久移民的形成,这是得到公认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缺乏研究,而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在1998年中央政府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改革目标后,户籍制度改革是否起到了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从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则需要用数据分析。本文对2003—2006年期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在户改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以及向大中城市而不是省会等特大城市流动的效应方面进行定量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很少有证据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另外,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两次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对城镇个人收入的流动性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在1998—2002年间中国城镇个人的收入流动性比1991—1995年间显著下降。这种下降是全局性的,即不同特征人群的收入流动性都呈现出同步下降的趋势。1991—1995年间出现的较高的收入流动性,其结果是低文化程度者、退休人员和集体企业职工等人群迅速沉入收入分布的底层,而金融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人群迅速升至收入分布的顶层。而1998—2002年期间,收入流动性的降低使得收入阶层的分化趋于稳定化。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利用 1 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并试图从微观层面揭示中国农村地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是 ,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 ,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 ,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 ,在农村的非农就业者中 ,健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 ,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 ,我们仍不难发现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     

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年吉林、山东和陕西3省42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就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有重要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员越多,农户发生土地转出行为的概率越高,土地转出的面积越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企业和服务业,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以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以及建立健全基层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的政策含义.     

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经济、人口、营养和健康调查”1 989— 1 997年期间 4期家庭收入和家长特征的模块数据 (paneldata) ,用时间依赖定义收入变动 ,度量了全体家庭和分4种类型的家庭在上世纪 80年末至 90年后半期的收入变动。发现在总体收入分配中 ,高比例持续贫困的发生比较分散 ,并不固定在哪一类型的家庭上。平均而言 ,农村家庭的持续贫困比例稍高。与此相反 ,持续高收入的家庭集中在城市、郊区和城镇 ,农村的富裕家庭变动大 ,收入不稳定。分组家庭之间 ,农村家庭的收入变动最大。分组家庭内部 ,家长为中年和壮年人的家庭人收入景况较好 ,富裕老人家庭能否保持富裕在农村和在其它分组差别很大。总体而言 ,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变动在这一时期减慢 ;收入变动在所有4个时期内都有利于分配的平等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后在农村和城镇家庭的作用大幅减弱 ,但对改善城市家庭的平等分配作用增强。     

中国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检验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从宏观角度实证分析了1997～2003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探讨了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可支配收入、竞争程度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以上因素对一个地区的寿险需求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各地区寿险市场的发展是“经济推动型”，寿险市场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