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就业比重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指标,比较分析了京津沪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现状和行业发展情况,并得出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和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升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方法从两方面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一,为说明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了各省 （市、区） 制造业增加值与服务业总体增加值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增加值的关系。第二,为进一步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作为重要的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了北京各工业行业增加值与流通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五个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关系。计量经济分析支持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和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原假设。但个别变量不显著,也表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以其推动制造业发展升级提供了依据。文章相应提出了对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从溢出渠道看,技术效率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与制造业FDI相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制造业FDI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二者溢出渠道不同。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动力因素呈现地区分化特征,中东部地区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FDI、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FDI和贸易开放等,这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考虑人力资本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本文运用考虑人力资本的随机前沿分析法,利用中国29省市1993—200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TFP在1994—2004年间年均增长4.92%,其中技术进步率为3.21%,技术效率改善1.71%。技术进步对TFP增长起主要作用,技术效率变化对TFP增长起着补充作用。考虑人力资本后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率下降,但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变化及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均有所提高。区域TFP增长不均衡,但技术效率存在收敛性。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研究

我国现有生产性服务业是否有效地为制造业提供产品和服务。借助新古典增长模型,将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投入变量引入制造业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动态最优化的方法推导出投入各种生产性服务业的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增长率呈正比。最后用Malmquist指数法,对投入不同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进行测算,发现目前我国只有"金融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效果不佳。     

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趋势和供求状况分析

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优化浙江产业结构、促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战略途径。本文利用1995—2007年浙江省服务业的统计数据,从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角度计算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并进一步剖析了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速度和区际差异,特别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对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供求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浙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依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与影响因素研究

笔者运用Malmquist-DEA指数法测算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TFP增长变动情况,并对行业异质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TFP均呈增长趋势,并表现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但各指数的差异程度没有明显的趋同或扩大趋势。1991年～2002年,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2003年之后,则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另外,除市场开放度对TFP增长起负面影响外,创新投入、消费需求、工业化程度等因素均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演变与服务业结构变迁效应分析——以天津为例

近年来,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天津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持续降低。服务业内部各分类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类服务业。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向高度化持续推进;就业结构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服务业整体结构更趋于协调合理。文章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并没有对其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偏离——份额模型分解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天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其内部各行业内生增长效应,总结构变化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笔者认为,天津没有必要把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作为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提高服务业各行业的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增长绩效分析

本文以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为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增长绩效问题。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对GDP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高,但是其增长模式依然是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并不很高,而且增长绩效也不算突出。因此,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提高社会分工程度,放松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限制,加快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劳动力,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     

广西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优化与升级发展研究

正一、发展现状所谓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是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即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1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的行业主要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等等。通常将以资本和劳动力作为主要投入要素的行业称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将以     

产业转移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代替实物投入生产运营,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关键所在。研究了当前产业区域转移背景下,影响湖南、广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具体因素——城镇化水平、工业水平、开放度、市场化水平。通过建立自回归模型和对因素之间协调发展度的测量,发现城镇化和市场化对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工业发展没有充分带动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而开放程度和工业化在拉动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各因素对广东省的拉动幅度和作用速度均强于湖南。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VAR分析

笔者从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及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研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而专业化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由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偏小,其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尚不显著。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发展,避免同一部门的过度集聚,扩大重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运营规模可能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4—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对城镇、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和GDP、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79%,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0.85%;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GDP、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以上现象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特征是分不开的。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对策。     

19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中心城市服务业特征与趋势比较研究--以北京、上海与广州为例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服务业发展迅猛，并逐步成为策动经济增长、影响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动力。近年来，我国沿海中心城市开始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文章首先介绍了服务业发展的背景、国内研究概况与研究意义；然后从服务业内部增加值构成、就业结构和基本一非基本分析等方面归纳与比较分析了我国沿海中心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的服务业内部结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社会性服务业发展迅猛，逐步成为中心城市的主导服务行业，而分配性服务业则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其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表明服务业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同时归纳出三大中心城市的服务业结构特征为：北京市的服务业最具竞争优势，生产性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地位最突出，上海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而广州市则以分配性服务业高度发达而著称。最后总结了中心城市服务业特征、趋势及一般规律。     

Strategic spin-offs of input divisions

When a downstream producer enters backward into the input market, a “helping the rivals effect” exists: Such entry hurts the firm's downstream business as it increases upstream competition and thus benefits its rival downstream firms. This negative externality prevents the newly-created upstream unit from expanding. A spin-off enables the firm to credibly expand in the input market, thereby forcing its upstream competitors to behave less aggressively. Spin-offs occur in equilibrium if and only if the number of downstream firms exceeds a threshold level. 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integrated firm, a spin-off by a firm can trigger spin-offs by others that would not occur otherwise.     

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问题

本文集中讨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估算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服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了 ,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以往研究均受到基础数据的限制而未能根本地解决这些问题。服务业统计核算的缺陷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分析和经济决策。因此 ,改善我国服务业统计核算是当务之急。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服务业增加值核算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调查的完善。但是 ,在现有的条件下 ,仍然有很大的改善余地。     

河南省新野县村镇土地利用的能值评价

利用文献资料法、因果分析法与定量比较法,采用能值理论,创新定量评价土地利用的各类物能投入与产品、服务产出的相互关系,科学、准确地说明耕地利用可持续利用水平.结果发现,新野县耕地利用总能值投入不断上升,但环境资源能值投入下降,工业辅助能投入增加且超过60%;新野县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环境负载率不断上升;各乡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不断下降.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区际差异分析

利用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并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TFP增长相对于制造业滞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却增长迅速,且东部地区的增速快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指出:Baumol的服务业"成本病"理论仅适用于服务业整体,并不适用于具有中间投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