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评估*——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进入新阶段,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从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多维贫困转变,从重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向统筹城乡扶贫转变。能源是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能有效反映福利水平。了解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准确测度能源贫困水平与分布,有助于为今后扶贫工作提供资料基础和科学管理依据。本文构建消费者能源消费决策分析框架,并运用第一次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数据,考察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城镇家庭能源贫困状况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S型非线性关系,能源价格、家庭特征、地域特征等因素在能源消费决策中都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能源可支付性问题。能源贫困率在20%左右,其中电力贫困程度更为严重,超过25%。家庭收入增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普及、城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可能性,而电力价格上涨会显著增加城镇家庭陷入能源贫困的概率。     

环境不平等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att(1998)提出的基于洛伦兹曲线的贫困度量方法,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81-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宏观加总分组数据,并且采用夏普利(Shaley)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对贫困变化的作用,考虑了不同的贫困度量指标、贫困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收入增速的提高和不平等的上升放缓,我国的减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贫困发生机制的理论解读及现实证据——基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城乡贫困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现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而相对贫困日益凸显的局面。本文结合贫困研究的相关理论,着重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中国城乡贫困发生机制进行了理论解读。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该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财税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优化财税政策以更好地支持再分配及减贫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提升人民福祉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制定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财税政策宏观统计数据，文章计算了我国财税政策对不平等和贫困的边际贡献，测度累进性、税率和规模对边际贡献的集约边际影响，并设置不同政策情景，探究财税政策变动对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高税收政策累进性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税率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减少不平等；视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养老金减少不平等和贫困的边际贡献最强，政府补助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弱，但提高政府补助的瞄准率有利于减少不平等和贫困；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对减少不平等和贫困发挥积极作用；财税改革可能会因政策间的交互作用产生反直觉的兰伯特难题现象。文章认为，财税政策改革不仅需要考虑各政策工具的自身属性，还需要考虑其他政策工具对再分配效应的共同影响。     

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问题研究进展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近年来国外收入分配研究越来越关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理论上说,收入差异的机会不平等研究是以"内涵-政策-测度"为逻辑发展的:以因素划分为基础的机会平等内涵讨论是机会平等政策所需补偿原则和回报原则的理论基础,而当前最重要的四种机会不平等程度测度方法是这些内涵和原则在实证方法中的运用。实证方面,本文通过对调查和实验结果的总结发现,机会公平认知判断和机会不平等测度在不同国家得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并根据环境的不同具有适用性的差异。这些研究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城乡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相对贫困问题则日益突出;同时,城乡贫困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化特征。本文借助CHNS数据库,对城乡贫困动态演化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以及家庭区位特征、家庭人口特征和劳动就业状况等变量是城乡贫困跨期变动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大小和作用机制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政策受众的差异以及政策工具作用机制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与反贫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巨变,创造了世界近代史上经济发展和减贫奇迹。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及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区域发展非均衡和城乡发展不平等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发展非均衡存在的根源及现状,并基于这一视角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扶贫开发政策及制度安排,勾勒出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轮廓,阐述我国各个阶段贫困治理的路径及特征。进一步,从贫困和不平等的测算、"两不愁、三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治理行政管理机制、"扶志"和"扶智"等视角着重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战略的科学性和创新性。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经济增长、发展不平衡和贫困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经济增长在促进贫困减少的同时,也会因资源配置差异、收入分配不均造成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而日益加剧的区域、城乡不平等又会抵消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认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无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科学的路径。     

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

本文认为,用单一的收入标准来了解贫困会低估个体真实的贫困状况,很难全面反映个体贫困的复杂性、脆弱性和持久性。本文基于Sen的能力方法,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利用模糊集方法测度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结论显示,相对于收入贫困,个体的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险等贫困状况更为严重;多维贫困关于测度方法、权重较敏感,等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被其它方法与权重下的多维贫困严格占优,而在Betti＆Verma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中,则住房、卫生设施和健康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更大;多维贫困在西部、农村及女性中依然更严重。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医疗保险与城市反贫困：1989-2006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估计了1989—2006年医疗保险对中国城乡家庭的反贫困效应。结果发现：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城乡家庭比例较高,最穷的群体其医疗费用超过收入的比例增加,医疗保险对减少收入不平等只起到微弱作用。TIP贫困曲线表明,近几年,医疗保险补偿后,城乡患病家庭的贫困并没有减轻,医疗保险在减少贫困上的作用很小。分析贫困特征的多元回归模型显示,家庭成员数量、教育程度、抚养比率、参保人数等都影响了贫困,而条件多元回归模型则显示,医疗保险对贫困的变动没有影响。     

中国的机会不平等水平与特征研究*——兼论城市规模的影响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依托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理论，采用事前参数法，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度近年来我国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对机会不平等进行了分解，分析了户籍、家庭、性别等因素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程度，探讨城市规模、城市的区位差异和行政等级差异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呈上升趋势，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存在明显上升的地区差异，在城乡、性别和年龄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与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型关系，直辖市、省会等高等级城市倾向于有更低的机会不平等水平。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和200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检验各因素对经济脆弱性和贫困的相对影响力。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高于贫困;户主特征和家庭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经济脆弱性及贫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没有作用;超过24%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方法表明,不平等虽然减少了脆弱性,但其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力量最小,不可解释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因素,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力量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