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价格传导机制下人民币汇率悖论的理论与实证解析

笔者通过建立VAR模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了人民币"外升内贬"传导机理,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悖论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汇率升值引起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最终引起物价水平上涨。     

试论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

我国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现象,是多个因素和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人民币是否升值完全取决于资本项目盈余状况、我国经济增长状况、货币政策干预程度和美元走势。本文针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利弊,提出对策建议。     

人民币“外升内贬”原因、影响及对策

一、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提出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提出,在纸币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两国货币购买力决定,即货币购买力平价理论。其现实意义是指两国间货币汇率在一定时间的变化,反映着同一时期两国物价指数的对比关系。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相反,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人民币外升内眨成为全球热门话题.本文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成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既有利也有弊,不能笼统的说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综合影响是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     

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升值通道,而国内物价却居高不下,这种人民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形成的价值偏离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除了汇率与物价之间的传导机制之外,还包括进出口贸易、企业利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偏离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但并未造成出口总额的持续下降,同时也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契机,促使出口企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2)人民币外升内贬背景下我国FDI并未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态势;(3)我国GDP逐年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下降。基于上述现状,就汇率制度及金融机制的监管方面提出了建议。     

强化预期管理降低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兼论稳定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

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是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近期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国内物价总水平持续攀升,人民币升值压力与趋势强劲,并最终形成了人民币外升内贬的事实,这对稳定我国经济、实现结构性调整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探寻我国物价水平与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人民币升值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了国内物价总水平,进而有针对性的采取防范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探讨

近来一段时间，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颇有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会影响到中国国际地位之意。面对这种压力，中国政府在前年的“两会”上明确提出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形成真正的由市场来决定汇率的汇率形成机制，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说法。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到底应该适当升值来满足国际要求，还是致力于完善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呢？本文将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基于一篮子汇率权重的估计

本文用日汇率数据对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约束模型和有约束模型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在人民币汇率的货币篮子中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四种货币;在汇改初期,美元的权重仍然非常大,这时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仍然是盯住美元的;但在以后的时期中,美元的权重逐步减少,欧元、韩元和日元的权重则一直稳步增加。2008年7月以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综合考虑了各种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趋势,并且在不同时期灵活地改变篮子货币的权重,有意识地增加相对坚挺、国家经济形势较好的货币的权重。不仅如此,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也考虑了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因素,人民币对内贬值会引起实际利率的上升,进而引起实际汇率的上升,这说明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已经具有相当的市场化程度了。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效果评析

该文从内外两个方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效果:一是汇率机制运行的内在表现,主要考察汇率水平的变动和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二是汇率机制改革的外在影响,主要从价格水平、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等三个角度考察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总体上,这次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效果显著,体现了"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非单纯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升值"的战略思路。     

论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阶段性与合理性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及现行汇率机制是否合理的问题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点。本文从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阶段性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入手，从而引出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阶段性划分，最后对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阶段性与合理性进行了考察。     

公民参与下的网络公共领域运行机制

近年来,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随着政府主动积极地构建各种制度化的公民参政与政府反馈机制,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网络公共领域形态逐渐孕育和发展起来。目前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与现实政治过程有较强的互动性,对其进行具体的理论考察,揭示这种新型民主形态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不仅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寻求了一条有效途径。     

中国工业企业无利润扩张之谜*

本文发现中国近些年来微观企业层面出现了在没有盈利能力支持情况下进行扩张的行为，同时伴随着居高不下的财务杠杆和畸高的融资成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中国企业在与其盈利能力不相匹配的高融资成本下的迅速扩张，可能与中国经济行为中的扭曲有关。在财政补贴和优惠利率等政策支持下的企业，不顾融资成本盲目扩张，在盈利能力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进入典型的“存量”吃“增量”的过程。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证分析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呈现粗放式特征,并出现逆转现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宏观角度看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从微观角度看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不能形成硬预算约束;从中观角度看是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公,社会总体消费需求水平层次低。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

文章基于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导致地方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理论假设和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协调博弈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GS 2 SLS 和System GMM的回归分析,系统研究了“央地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财政赤字决策的相互模仿行为,中央政府存在通过财政协调机制来协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行为,但并不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央地财政关系”确实存在协调失灵,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持续膨胀的经济现象。     

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Provincial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underpricing of IPOs: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in China

We examine the underpricing of 2,131 Chines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s) between 2005 and 2017.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local SOEs) offer significantly higher underpricing when they go public than SOEs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non-SOEs do. This phenomenon is evident for local SOEs from less developed provinc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direct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se results suggest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pric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o make regional companies successfully go public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y.     

Why zombies can go out: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Using an original and unique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level data over 2002–2005,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y firms without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could invest abroad. Conduct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that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underlying thi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henomenon.     

政府补贴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利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采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讨论了政府补贴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机制和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政府补贴抑制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有效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模仿创新下的技术进步,但显著抑制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技术效率改善;政府补贴引发的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寻租、市场集中和投资过度是导致创新活动技术效率损失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通过补贴政策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保证竞争性市场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营造良好的创新支持环境来提高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的政策分析框架

科技社团作为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力量。基于间断均衡理论，使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演变逻辑进行梳理，将其关系变迁历程划分为探索均衡期、强势间断期、弱势间断期、探索均衡期、发展均衡期、完善均衡期6个时期。研究表明，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间关系在政策变迁历程中展现出非线性、较高不确定性且伴有偶然性突变的特征；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关系的变迁先后经历了社会团体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全能主义”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监管与整顿、培育与监管、赋权与增能6个阶段的深刻调整；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焦点事件冲击、科技社团的策略性行动这3个要素以不同的作用机制改变科技社团的政策场域，进而影响我国政府与科技社团之间关系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