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在战后处理的意义上,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应该以法律文件宣告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但由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拒绝侵略战争责任的谢罪、赔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法律解决”不可能实现;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情报战活动和“遭遇激战”式的政府间谈判,两国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既然不能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历史连续性结构也就决定了中日关系仍然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特征。     

中国对日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为抵制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拒绝邦交正常化但唯利是图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经济交流并厘定日本政府必须停止反华政策等政治原则作为重开贸易的条件。但由于日本民间组织、在野党和重视对华关系政治活动家的推动，更由于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外交挫折，中国虚化政治原则而重开中日贸易，并尝试联合日本反抗苏联；对日外交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两条路线。60年代对日外交的转型发展或可谓应付时局的选择，但偏离中日关系主题，因此衍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     

近八成日企仍然希望扩大对华投资

“虽然中日之间的关系跌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虽然中日之间民间的抵触情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作依然是双方努力的方向。日本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76．5名的被调查企业希望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基于对“日本人民”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发展“人民间”贸易、协助日侨回国等“人民外交”政策。“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争取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性。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人民外交”隐含的这种偏于“日本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它刺激中国国内发生政治紧张的必然性。     

中国经济的真相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在美国甚嚣尘上,这种基于政经上的蓄意敌视,并不能在国际上抹杀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反而暴露了其居心险恶的用意。     

留学的世纪回眸

自容闳赴美，至今已经160余年，一个半世纪的留学史，是中国不断“开眼看世界”，不断用开放的心态去融入世界，不断追求“中国梦”的奋斗史。 “留学生”一词,原本与现在的“留学”没有关系,它始于中国盛唐,日本的学生随着遣唐使来到中国,有的学生“留”下来在中国学习较长时间,日本人称作“留学生”.     

2011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7月在京召开

在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日本核泄漏造成的环境与生存新危机的情势下，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7中国企业应如何作为？中国金融机构应如何支持清洁技术企业健康发展？由《国际融资》主办的2011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暨“十大绿色创新企业”颁奖典礼将于2011年7月19在京召开。2010年8月．《国际融资》与中国进出VI银行联合主办了“2010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旨在探讨清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式．     

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本文讨论了东亚地区“中国”概念的形成及其转化。古代中国文献中“中国”概念具有“政治唯我论”及“中国中心主义”的特质,“中国”概念在德川时代的日本,被挪移来指称日本而非中国本土,与近世日本思想史上日本主体性之发展桴鼓相应;1895年以后,“中国”概念在现代台湾地区,则显示了“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撕裂及其辨证关系。随着台湾内部政经情势与文化思想的变化,以“台湾主体论”与“自我肯定心态”为基础的“台湾意识”,随着历史扉页的翻动而丰富其内容,调整其格局。     

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知识生产与传播战略再思考

追求“世代友好”的中日关系终因“钓鱼岛问题”陷入准断交危机,颠覆了观念先行的伟人崇拜外交学叙事.以“问题史”知识生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想象和战略空论,发现“钓鱼岛问题”作为战后处理的国际法体系缺陷规定着结构性的可持续冷战,认识和解进程与国际秩序转型之间的历史逻辑,才能明确在国际传播主体性和外交能力重建前提下化解危机的方向感.战后初期,日本以中国名称体系向盟军呈交钓鱼岛,默认中国权益,直到日美交涉琉球返还才试图重占,受到中国抗议才虚构“固有领土论”;其后经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搁置争议”共识,但日本无意信守而利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修复“固有领土论”立场并尝试实际占据——虽然在中国交涉下恢复了“无人岛”原状,却是无解化的开始.中日关系危险地纠结于战后处理的民族主义原点,领土问题的条约交涉不能再拖延.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由于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体制特征,使得中国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虽然中国形成了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尚未具备联邦制国家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因此,无论传统的,还是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都比较有限。     

Japanese‐brand auto sales in China under the shadow of oppositional sentiments

This study uses the interstate political conflict in 2010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oppositional sentiment on product sales of Japanese‐brand automobiles in China. By using the nationwide automobile registration data in China, we conduct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and find direct evidence on Chinese consumers’ boycott of Japanese‐brand autos. It is individual buyers rather than business or government entity buyers that boycotted Japanese cars significantly. War memory, nationalist education, and protests contributed to the intensity of boycott activities, and the boycott effect was long‐lasting. Older‐generation buyers boycotted Japanese cars more significantly, but younger‐generation buyers living in cities with historical war experience or patriotic education bases boycotted Japanese cars more activel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ities.     

为什么日本是一个“创业真空”国度

日本的创新水平处于全球前列，而日本社会创业的比例却很低，被称为“创业真空”国家。作为创业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变量，一个国家新生创业者比例对于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的数据，采用个人层面是否为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作为主要因变量，分析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于个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层面单一因素，如文化上的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对新生创业者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则会影响个人是否成为新生创业者。在加入年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三者之间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日本低创业率不仅仅是单方面因素导致的，而更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以及老龄化三者之间共同影响的结果。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日本创业现状以及制定促进创业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日本经济复苏障碍分析

日本仅用10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经济飞跃,被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之一。但是,1990年-200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75%,大大低于同期美国经济增长水平。经历“失去的10 年”后,日本经济仍很不景气。在2004年里一直陷于衰退状态的日本经济从2005年初开始终于出现趋于恢复的迹象,尽管这一趋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不大,但令人担忧之处依旧不少,并且这些障碍性因素有可能最终导致2005 年的经济难有大的起色,本文主要从经济复苏的基本状况着手,通过分析日本政府一系列相关经济政策,归纳总结出2005年度日本经济复苏的诸项因素。     

日本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与措施研究

本文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与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我国也应借鉴日本的作法，提升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日本观光立国战略及中国应对策略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和实施了观光立国战略,希望扩大入境旅游者的规模来带动国内有效需求,实现日本经济的新发展。为实施观光立国战略,日本政府在推进行政改革、修改相关法律、放宽规制及简化签证手续的同时,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大力开拓东北亚国际客源市场。针对日本国际旅游业的新动向,中国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应在培养涉外导游员和拓展日本劳动力市场领域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股市暴涨暴跌的界定及比较——以中国、美国、英国、日本股市为例

本文运用经验分布函数对中、美、英、日四国股市的暴涨暴跌进行了界定,并对四国股市暴涨暴跌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分析。相比其它三国,中国股市在过去15年间成长性最强,暴涨暴跌的幅度最大,表现出较强的"政策驱动型"特征。美、英、日股市的暴涨暴跌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和事件驱动型"特征。英国和美国股市波动呈现出较强的同步性,但日本股市波动较为独特。政策建议上,各国应通力合作,以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对股市的影响;中国政府应加强股市的市场化建设,同时谨慎开放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