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自贸区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代表，数字经济为其推动区域环境塑造、科技创新、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新契机。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设自贸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而数字产业化呈现负向作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设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均存在“U型”关系；相比产业数字化，“两化”协同所起到的正向作用不高；上海、海南等部分沿海型设区省市的数字产业化开始起到促进作用，内陆型设区省市的产业数字化起到的正向作用显然更高，而沿边型设区省市“两化”协同水平较低，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发展水平提高，数字产业化对设区省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负转正，而产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则在减小；数字产业化的负向作用随产业数字化强度提高先减小后增大，而产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则随数字产业化强度提高先增大后减小。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环境三个维度衡量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产业聚集三个层面定量评价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周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会对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作用;数字经济优化了产业结构布局,提高了服务业聚集水平,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效能和吸引劳动力流入两大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为此,应当加快数字化转型,培养创新人才,提升绿色创新效能。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采用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通过提升市场潜能所带来的消费扩容效应，又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结构转换效应来促进劳动力流动，并且结果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存在显著差异，其效果呈现出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递减态势；从劳动力的技能分组来看，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对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其影响在突破点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特点。从空间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所具备的共享性和高渗透性，使得相邻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会对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产生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空间互补”性。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兼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基于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且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跨越门槛值后，对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呈递减趋势，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则逐渐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非线性效应，随着市场化水平与政府效率的提升并跨越门槛值，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会进一步增强。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作用于邻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因此，应积极建设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以便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政府采购、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选择。政府采购政策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侧共同发力,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微观政府采购订单信息所构建的政府采购数据,分析政府采购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具体效果。研究表明：政府采购需求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数字化治理,带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引导作用,特别是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治理水平、城市服务水平、城市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关注程度越高,政府采购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企业家创新精神、创业精神以及企业创新活力越强,政府采购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就越明显。因此,需要协同政府采购政策与数字产业发展战略,以有效发挥政府采购政策的“靶向性”作用;提高城市服务水平和治理水平,以有效发挥政府采购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作用;加大政府采购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以有效发挥基础研究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聚变性”作用。     

数字科技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升级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分析数字科技驱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机制。以长江经济带44个城市为样本，利用熵权法测算其数字科技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检验2004-2019年样本城市数字科技驱动转型升级情况。结果表明：数字科技与经济转型升级存在发展惯性，且数字科技是影响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其驱动作用具有一定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游城市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对上游、下游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作用未显现，短期内甚至产生抑制效应。为提升数字科技发展水平、发挥其驱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要继续深化数字产业化、强化产业数字化、优化人才战略体系、细化区域发展策略。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 Study Based on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booming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booster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digital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come obvious. Based on a grey relational entropy model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our empirical study reveal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s over time. Since 2013,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engine for China’s continuou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y 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has a foundational leading role i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mpact. Therefore,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ing able to lead the futur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ina should rapid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lement strategic spatial layou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concurrently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digitization. This will enable China’s economy to achieve higher-quality,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secure develop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means for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conomy.     

数字商务与产业集群外部经济协同演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种路径

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外部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形成集群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但近年来传统集群陷入“低端锁定”僵局,迫切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商务正是驱动数字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发展不断赋予产业集群新内涵、新特征和新动能,促进集群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两者协同演化形成驱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源泉。研究表明,数字商务与集群经济协同演化过程可分为起步阶段（多点突破）、发展阶段（串点成线）、拓展阶段（连线成网）和成熟阶段（推演成体）,层层递进,沿着要素配置效率提升→要素共享平台构建→协同网络形成→数字生态圈演进的路径影响产业集群的内涵与发展,推动产业集群沿着相对封闭的供应链体系→价值网络→社会化协同网络→开放的产业生态路径不断演进。两者协同演化将使马歇尔外部经济来源大大拓宽,且多个层次的外部经济相互促进、溢出,促进协同网络内企业家的要素配置能力与创新绩效提升,由此使得集群外部经济增进具有动态性与内生性。此外,政府通过提供公共品,促进数字商务与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从而使集群外部经济增进可持续。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

为厘清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素养与制造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10—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结构高级化对人才数字素养具有持续促进作用，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对人才数字素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人才数字素养未能有效发挥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最后，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人才数字素养提升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产业视角下国内外数字化转型研究：综述及展望

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化转型已日益成为重点关注领域和热点话题,但鲜见基于产业视角的国内外数字化转型对比研究。基于战略一致性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借助VOSviewer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国内外数字化转型研究主题进行系统分析,探析国内外研究主题及关注领域异同点。结果表明,基于产业视角,国外侧重于疫情影响主题研究,而国内对媒体出版主题研究较多,创新和战略成为中外共同关注主题。结合产业视角下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针对数字化转型研究空白,从应用、商业、法规、数据和合作领域,绘制出产业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研究的5条路径,并对未来研究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进行展望。     

数字贸易对中国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

在新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数字贸易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数字贸易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考察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显著推动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揭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分别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渠道作用。门槛分析显示数字贸易水平越高,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越强。空间溢出检验发现,本地数字贸易发展对邻地就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中,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就业比对充分就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研究结论为更全面地考察数字贸易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