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与碳排放无关吗——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但大多数文献只是从量的角度考察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忽略金融结构影响碳排放问题。本文利用1990—2014年88个经济体的数据,采用系统GMM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金融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结构通过影响创新而发挥减排作用,偏市场的金融结构有利于增强创新减排机制,从而显著地降低碳排放强度。这是金融规模或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的经济体具有不同金融减排绩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研究发现可以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维度。     

碳排放、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关联性实证研究

当前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温室气体减排与对外贸易、金融发展等主要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利用1982~2011年的数据对碳排放、对外贸易、金融发展、能源消耗、经济增长等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ARDL边限检验法对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得出长期关系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非线性倒U型关系,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贸易开放与排放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并未引起污染转移。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金融向有益于碳减排的方向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使“减排”与“增效”兼得吗?——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政策冲击，基于2011-2020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强度及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技术含量及专利靶向两个维度进一步讨论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从而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2)绿色技术创新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市“减排”与“增效”的重要渠道。相较于碳排放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在“减排”方面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是实现城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关键抓手。(3)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激励实质性创新活动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实现了城市“减排”与“增效”兼得，策略性创新仅在减少城市碳排放总量方面发挥作用，但应警惕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不利影响。(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诱发城市实质性绿色创新以及源头管控方面绿色创新推动了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城市绿色转型。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利用“有效投资...     

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碳排放:来自G20的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主题之一,而通过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减少碳排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梳理了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于1971-2014年G20的面板数据,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对减少人均碳排放可能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交互关系。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信贷增长并不能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的协同作用,无助于减少人均碳排放。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资本市场发展能够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协同作用,减少人均碳排放量,而这种机制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存在。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一方面要正视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经历的过程,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进步,尤其是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推动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约束和金融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金融科技的碳减排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与绿色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且呈显著的地域异质性，该结论在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金融科技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助力城市减排；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政策的试点与环境目标的约束均对金融科技的减排作用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为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与政策工具服务“双碳”目标、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有益启示。     

对我国发展碳金融的几点思考

碳金融基于碳交易而产生，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如何利用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角色不同和我国减排额度供应优势，在能源金融发展博弈中占据主动，是我国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共同面对的挑战。     

科技创新提高碳排放效率了吗?北大核心

以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其次,通过改进的STIRPAT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1)2005—2018年中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碳排放效率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科技创新能够显著地提高碳排放效率,西部的科技创新水平对碳排放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3)影响机制表明,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是科技创新促进碳排放效率的重要途径。各地区应该明确未来减排工作的重点方向,提高碳排放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协调发展。     

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我国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人们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对碳排放问题日益重视,逐年加大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管理的监督力度。文章选择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分析公共支出与碳排放的相互影响下,基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将公共支出作为变量纳入模型中,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支出不仅仅对碳排放具有负向直接影响,能够实现减排目标,还能通过经济发展来发挥间接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总结得出各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对各地公共支出政策制定提供相关建议,制定具有差异化的政策,从而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碳陷阱”:理论辨析与政策导向

在《京都议定书》面临失效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不以其它国家减排为条件的减排承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缺乏,加重了人们对三种低碳陷阱的忧虑。理性地辨析碳陷阱,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及相关政策的选择。本文基于低碳经济与金融发展理论指出,即使国际强制碳减排不复存在,中国的低碳发展目标不仅仍需坚持而且可行。相对低碳陷阱,高碳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更现实的风险。基于欧盟14个国家2005—2009年面板数据建立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则进一步证实:相对减排目标是可行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相对减排目标,碳金融对降低碳排放强度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自主碳排放强度的区域结构则说明中国应在碳博弈中增强自主性。     

金融深化对中国碳排放有影响吗?

估算了中国1998~2012年30个省份的CO_2排放量,利用全国30个省份多个指标数据,考察了金融深化和CO_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建立静态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首先以人均GDP和金融深化指标为解释变量考察金融深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化水平等控制变量,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来控制有关变量的内生性,最后运用GMM方法研究了金融深化、经济增长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深化与中国CO_2排放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而证实了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成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与对外开放度对我国碳排放成负相关关系。最后从长远来看,金融深化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以及我国低碳进程的发展。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STIRPAT-Alasso模型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运用扩展STIRPAT模型,采用中国2005—2011年29个省份的数据,从人口、财富程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创新能力6个维度遴选尽可能多的社会经济变量,探究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在变换原始数据去除个体异质性后,利用自适应套索方法进行显著变量选取和系数估计,得到一个较岭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更简约有效的模型。结果表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比重对碳排放有显著驱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创新水平对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在样本期内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呈单调递增形态,不支持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碳排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减排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中国建筑业能源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影响脱钩因素分析

为研究建筑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其弹性脱钩的主要因素,建立了建筑业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和弹性脱钩模型,研究中国建筑业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建筑业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近年来呈"U"型右侧上升趋势,暂未符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假说;产业价值创造和减排弹性脱钩是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的主要影响因素。     

碳排放与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山东省1984～2008年数据的计量分析

根据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计算出了山东省1984～2008年的碳排放量,然后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结论显示:3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出口贸易是山东省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而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原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假说在山东省成立,山东省也是碳污染的天堂和转移排放的对象,但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高收入阶段的情况,环境质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得到改善。山东省可通过发展减排和贸易减排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基于碳强度的碳交易机制分析

碳排放强度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考核指标,通过分析加拿大以碳排放强度为基准的交易机制,笔者认为该机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减少碳排放,在未来GDP相对确定的情况下能够降低减排效果的不确定性,从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县域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县域产业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县域产业对高碳排放产业的依赖性使县域产业发展与碳减排陷入两难困境。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落后,县域产业高碳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特征明显,研究东北地区县域三次产业与碳排放的关系,分析县域产业发展与碳减排的困境,通过在县域发展低碳农业,促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县域产业发展与碳减排的良性互动。     

考虑效率与公平的发电企业碳排放权分配模型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采用,但是如何公平合理同时兼顾高效的分配碳排放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发电企业碳排放总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8.76％,所以如何分配碳排放权关系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建立了一种基于效益和公平的发电企业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优化模型,以期获得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社会公平性的优化分配方案。通过算侧分析,该模型能够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同时满足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作为应对环境恶化，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措施之一，绿色信贷近年来发展迅速。理论方面，研究提出绿色信贷主要通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和信号传递四种效应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实证方面，基于国内29个省域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并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整体上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相比中西部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     

碳金融的基础性法律问题研究

碳金融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推进温室气体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在国内外均呈现蓬勃发展之势。碳排放权是碳金融体系的基础,其意为权利人对碳配额或碳信用所表征的容许碳排放量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权利,此应在立法中明确。立法还应明确碳金融的监管主体及其市场准入监管权、信息披露监管权、调查取证权、违规处罚权等监管权限,为维护碳金融市场秩序提供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