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权代持中名义股东民事责任的承担

股权代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投资优惠政策的出台应运而生。它为广大市场主体参与投资提供了新渠道，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名义股东是股权代持中各方主体关系的交汇点，确定名义股东在股权代持中的民事责任十分必要。将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解释为委托代理，以此为基础将名义股东与各方主体间的关系分为3个层次。通过对不同层次关系和争议点的分析，确定名义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路径：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尊重内部契约、公平分配责任；在公司内部以委托代理为基础进行类型化分析并衔接公司法特殊规则确定责任；在与公司外部第三人之间适用“内外有别”兼顾外观主义原则。     

可转换债券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根据代理理论,现金股利是反映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发行可转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减轻赎回压力,有动机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以吸引可转债持有者转股。文章以此为研究假设,以我国2001年~2006年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为样本,对可转换债券降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可转换债券融资比例与现金股利发放率显著正相关,通过可转债融资可以降低现有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     

双重委托代理下的股利政策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大股东利用信息不对称攫取中小股东利益.本文将股利政策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引入单层、双重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了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研究结论认为,在单层和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将股利政策作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风险成本和总代理成本.     

网络环境下中小股东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互联网降低了中小股东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成本,使其能够更加便利地借助网络进行投票表决(用手投票)或卖出股票(用脚投票).文章在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基于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将中小股东的两种治理行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置于同一个研究框架下,考察了其对第一类代理成本(经理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大股东利益侵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股东的治理行为对经理代理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大股东利益侵占的约束作用有限.文章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的企业环境下中小股东的治理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以揭示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用手投票提高经理代理能力存在行政介入机制,用脚投票约束经理在职消费存在市场压力机制.文章的研究为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证监会完善网络投票和交易规则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我国新一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全流通环境下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理人三方博弈分析

随着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投资者保护在全流通环境下有了新的内涵。文章从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出发,构建了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各方决策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结果显示,股权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应对控股股东和经理人的违规操作进行严厉惩罚,降低投资者的监督稽查成本,健全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股权代理成本可细分为两种:一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引起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建立了两个回归模型来分别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提出通过调整和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降低其股权代理成本的建议。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

公司治理的基础是股权结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股权分置制度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着公司治理。根据代理理论,股权代理成本可以划分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所以本文就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视角,以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得出股权集中度可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但会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负债也会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而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并未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     

公司治理理论视角中的小股东保护研究评述

本文系统研究了以股权结构分散为基本假定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情况,以及股权高度集中模式下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受到的挑战,指出目前公司治理理论面临的突出难题在于如何解决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问题。文章对公司治理视角下小股东保护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解决我国现存问题拓寻思路。     

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会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盈余管理为着力点,探究中小股东通过网络表达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用嘴投票”对两类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中小股东网络表达能够发挥“监督效应”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但同时会对真实盈余管理产生“驱动效应”;股东自利行为所致的二类代理成本在中小股东网络表达差异化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网络治理功能在违规处罚样本组中更为明显,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小股东网络表达对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主要通过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提升企业价值。     

基于股东中心主义的国有公司治理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共同代理模型,结合我国国有公司独特的治理背景．在股东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分布参数模型法求解最优的国有公司经理努力水平。讨论了国有股东效用组成、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等因素对最优的经理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公司股权需要一定的集中度．但并不应该人为规定股权比例,激励与努力不存在单调关系,激励机制的效果取决于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运用。     

股权分置改革的重新审视:一个文献综述

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使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从而减少代理成本,达到保护股东利益的效果。中国自2006年正式颁布法规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进行规范,其实际效果如何?文章以2006年已经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对实施前后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实施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股东利益情况分别进行研究,得出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全体股东有利,同时并未影响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程度的结论。     

代理理论与公司治理综述

委托-代理理论是目前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主流分析框架,也是指导现实实践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所关注的是如何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现实实践表明,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也存在着隐性代理关系.本文就代理理论在公司治理中的发展过程及逻辑进行了总结,并对代理理论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     

交叉上市降低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吗

在我国新兴市场,公司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A股上市公司到法律约束与信息披露环境更好的市场(同时发行H股或其他境外流通股)交叉上市是否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本文研究发现,交叉上市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及公司价值、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了交叉上市的“自选择”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够有效约束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这为前述结论提供了直接证据.     

上市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资本市场公司上市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由此衍生出公司治理框架下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一是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表现为管理机会主义，即管理者在企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控股股东与搭便车的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一股一票”的制度使控股股东有机会全面控制公司财务和经营决策，或者任命公司的最高管理团队。在参与决策和对管理层的监管过程中，控股股东可以获取大量的公司内部信息，当控股股东与其委任的或者聘用的高级管理层合谋就可以借用这些内幕信息牟取收益，为此不惜牺牲中小投资者，乃至社会的利益。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探析——一种文献回顾

近些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上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公司股权相当集中且在多数上市公司以股权融资为优先选择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显得更加的明显和重要.     

股权分裂、隧道行为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长期关注的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疯狂掠夺一隧道行为是我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所在。本文分析了隧道行为的表现及根源。提出了实现股权全流通、培育积极的机构投资者、诚信建设等治理的思路和策略。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公司治理中多重委托代理悖论与制度辅助——兼与冯根福商榷

在股权高度集中或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既要保障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效率,又要兼顾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是"鱼与熊掌",内控机制无法单独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需要外部制度约束来作保障.在公司内部治理中,如果单重委托代理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和信息传递,那么多重委托代理必定是无效的.揭示了多重委托代理在机制设计中的悖论性,并从制度层面弥补了内控机制的局限性,提出了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要建立政府代理声誉、国家执法声誉和企业信息披露声誉,以及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良性信息传递机制.     

股权结构、股东行为与核心代理问题研究

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把“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当成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相应地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成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本文的分析则表明 ,股权高度分散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所有权与控制权部分分离”更可能是现代公司所有权安排的主要特征 ;与之相对应 ,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就我国上市公司而言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二是控股股东与其最终委托人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