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构建中国省际金融科技指数与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013—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就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机制、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同时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存在非线性边际效应递减，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调节该非线性边际效应。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应通过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对增强微观主体自主活力、提高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向下调整速度快于向上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国有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以及非国有企业向上调整速度更加显著；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减少)企业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可能性提升向上(向下)调整速度。     

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交互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重点讨论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复杂作用关系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为成果共享提供支撑，具有共同富裕效应；并且数字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长期性与时间累积性，呈现出显著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2)数字金融更多惠及传统金融发展不足的地区，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的覆盖缺口，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3)数字金融缓解了区域金融中心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其共同富裕效应在传统金融分布不均的地区更加显著。(4)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相辅相成，两者共同发力相互强化金融体系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结论启示，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的“超越性”强于“依赖性”,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     

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两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发展端和共享端测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推动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高约2.6%。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城市内在品质提升为重点的空间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也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外，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政策在发展端的促进作用强于共享端；同时，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东北、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权衡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数字经济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双重效应与实践路径

经济数字化发展已势不可挡，如何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当前数字经济治理、共同富裕战略优化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生产力能够正向赋能共同富裕，通过提升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数字经济生产力背后的技术依赖以及资本支撑可能会异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若要发挥数字经济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助推力，就必须推动数字经济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良性互动，突出数字经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完善数字经济生产力的监督管理体系、构建数字经济生产力的责任承担和公正分配机制。     

数字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检验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可显著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且这一作用具有动态递增特征。在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融资渠道多元、双创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数字创新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集聚，间接驱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未来，应加快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着力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具象化，构建七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冲击模拟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经济效应，并以209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从“共同度”“富裕度”两个维度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边际影响越强；从数字经济的二级指标看，数字技术、数字金融、互联网经济平台均有助于提升“富裕度”，但数字技术对“共同度”的影响不显著。对此，建议大力引导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更重视解决数字技术的负外部性问题，让数字经济红利更好为全体人民共享，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碳绩效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创新产物，对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绩效提升；与大规模、非制造业企业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体系，加速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低碳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释放技术创新减排效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提升企业碳绩效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基于城乡均衡发展的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驱动产业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城乡均衡发展视角，选取2011—2020年20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探析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城乡均衡发展具有抑制效应，且这一影响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表现为在东部地区会抑制城乡均衡发展，在中部地区有利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对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中国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