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现状与调整对策

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收入分配从向居民倾斜逐步演变成向政府倾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偏高而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就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而言,政府收入中的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低、生产税比重较高而收入税比重较低、政府社会保险福利支出比重也较低,企业收入差距大、企业间利润分配不均,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收入比重均较低且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应该适当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     

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变动趋势

<正>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低成为社会是否公平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次抽样调查的数据用回归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发现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近些年来有下降的趋势。     

城市群人口集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视角

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是关乎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核心环节。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人口集聚是否会影响域内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仍需进一步探究。本文以2009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城市群人口集聚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缩小了一般薪酬差距,扩大了超额薪酬差距,为保证城市群人口集聚对收入分配的正效应,必须抑制高管超额薪酬。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考虑了知识交流和技术溢出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可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研究

特殊的国情,导致我国收入差距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人力资本陷阱",即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具有明显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状况通过影响居民的就业状况、劳动生产率以及非劳动收入,拉大人力资本状况不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又会通过影响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代际传递以及获得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等方面,加剧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人力资本状况的差距。这种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决定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必须长、短期政策相结合,短期措施是采取激励相容的福利政策,长期则要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为主。     

我国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

影响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速度、利率水平、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物价水平、税收杠杆与收入分配调整等,其中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近年来已经引起重视。根据现有理论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最终消费率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无论在长期上还是短期上均会降低最终消费率。     

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福利分析的视角

卢卡斯(Lucas,2004)声称,对收入分配的关注是经济学中最具诱导性和危害性的倾向之一,因为与改进生产的无限潜力相比,通过分配当前的产出来改进穷人生活水平的潜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关心收入差距问题。文章认为,卢卡斯的论断无法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最优,较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福利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只关注经济增长而不顾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通过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收入差距拉大的福利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问题。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与对策

根据2000-2009年湖南省统计数据,对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现状分析、因子分析和趋势分析。现状分析显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全国排位居中,在中部地区居高;长株潭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在全省绝对差距最大,相对差距最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差距持续加大,相对差距增长近年趋缓。因子分析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影响最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影响最大;城乡居民收入、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和农业财政支出比例均与湖南城乡收入分配绝对差距动态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照此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只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1％）略高于城镇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0％）发展时,湖南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才会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就是要想尽办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对策。     

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

本文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引入不完全人口流动和内生劳动供给选择 ,针对两个不对称的地方经济 ,研究了政府的最优税收、最优公共支出和最优转移支付政策。我们发现了零中央政府收入税和逆向财政缺口 ,在有限政策工具的约束下 ,对应性转移支付也具有缩小区域差距的功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服务竞争和税收竞争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政府的最优决策 ,拥挤效应和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效应水平。人口流动和财政分权提高了低生产力地区的福利 ,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高生产力、高禀赋地区对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存在隐性的区域间收入再分配 ,中央政府的干预措施一般具有协调区域发展、补贴低生产力低禀赋地区的性质。结合我国东西部的经济现实 ,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打破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 ,提高财政政策效率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以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为例

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发挥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重要补充作用,从而提高劳动要素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者和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特有的激励结构和制度不健全,导致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支出长期不足,且呈现结构不均等,严重制约了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财政分权横向监督机制的缺失无疑成为这种收入差距的强化机制。改革的措施应从事权上划、优化分权激励结构和健全财政分权制度基础与监督制约机制着手,从根本上确保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人口结构、利率政策与养老金替代率

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养老代际公平的核心参数之一。通过构建内生个人养老金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不同人口结构下利率变动对中国多支柱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转变会令中国总和养老金替代率趋于下行，实际利率走低将导致第三支柱替代率进一步下跌，二者叠加将使得总和养老金替代率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背道而驰。政策干预下，延迟退休有望延缓总和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并扩大降息的政策空间，但非长久之策；提高第三支柱参与率可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总和养老金替代率的负向压力，但增强了替代率的利率敏感性。因此，政府应尽快落实个人养老金制度、鼓励提高第三支柱参与率，同时审慎评估降息对代际公平的外溢性负效应。     

中国行业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行业垄断已经成为加剧中国收入分配矛盾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构建新的垄断-竞争两部门利润分享模型,揭示行业垄断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行业垄断在产品与要素市场中,通过最终产品消费的福利转移、要素的区别定价以及垄断利润在不同就业者之间的非均衡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行业垄断力量对经济干预较多的阶段,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较为严重,并且往往表现为劳动总收入的下降。因此,持续提升劳动者收入,保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必须配合行之有效的行政垄断部门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降低行业垄断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影响。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等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本文的政策建议是: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     

资源代际传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学权力范式的分析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资源代际传递又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大阻碍。本文借助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思想,引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代际传递构建子代对自身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博弈行为选择模型。基于资源形成权力、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的逻辑,阐释资源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代际权力,即子代凭借家庭优势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时形成对他人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数值模拟发现制度选择对代际权力、社会产出和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政府应着眼于预分配来缓解再分配压力,在子代进入市场前合理配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以缩小代际差异。利用资源调配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环境。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

本文利用198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跨省人口迁徙、福利支出、失业率等因素并作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以后,以基尼系数度量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上升1个百分点,刑事犯罪率将至少上升0.185个百分点,并且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会导致政府增加福利支出以降低刑事犯罪率;城市化会导致刑事犯罪率上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增加福利支出都会对遏制犯罪发挥重要影响。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1 987— 2 0 0 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 ,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中国经济增长能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吗?

本文分析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城乡差距扩大问题。不断增强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失去了收入均等化效应，高增长创造出来的经济福利并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分享这个成果。文章认为，推进公平的发展战略将更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可以从理顺市场和理顺政策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改善收入功能分配和收入规模分配，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基于面板数据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农村数据,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使用滞后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单方程和系统方程进行估计,发现特定时期的单方程估计结果受工具变量的选取影响较大,而系统估计所得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46.这说明父辈收入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弱,收入财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因此,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政府应着重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收入分配不公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政府在经济转型期的职能的不适当使用等.这些原因既受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反应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体制和某些政策存在的缺陷.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也格外引人注目.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到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面对现阶段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之前,很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大小的三个方面,分别为,政府制度因素,资源分配因素,历史、人口因素.本文用GDP 来衡量经济增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分析二者的关系,来了解分析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的,得到结果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成反比关系.     

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机制

深入研究了浙江省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机制,对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差距,实际利用外资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而科技从业人员数量和交通运输量对收入差距的形成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劳动生产率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较大,实际利用外资差距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小。在收入差距贡献率方面,产业结构变动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平均为0.1295;实际利用外资差距的扩大对收入差距的平均贡献率为0.472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素,其平均贡献率达到了0.4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