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的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新型城镇化各类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基础设施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拉动效应、间接拉动与推动效应;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效应,住房与基础设施支出具有负外部性效应。因此,优化公共服务支出结构,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供给侧改革与创新,深化财政与社会资本合作对于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     

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集聚经济对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依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据此,进一步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资源诅咒效应在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资源型产业依赖通过劳动力成本、 制造业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集中而产生的集聚效益影响着资源诅咒间接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研究

数字全球价值链作为数字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应用，既是数字贸易概念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延伸，也是国际分工对象与国际分工方式数字化的重要表现，为经济韧性增强注入新动能。为揭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先从理论层面展开系统论述，然后采用2011—2020年190个国家与经济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也能通过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集聚水平、创新能力间接促进经济韧性增强。（2）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促进经济韧性增强的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积极布局数字全球价值链、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高质量人力资本供给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基于分工和报酬递增的经济增长理论演进

文章对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斯密理论是通过拓展新的分工实现内生和自我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关于分工形式的划分推进了对于报酬递增机制的认识;杨格开创了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思路.内生增长理论以技术进步、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将分工和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紧密联系起来,以分工为重要分析框架论证报酬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吸收和发展了分工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相关模型分别依循由古典经济学开创的两种分工观进行分析,对分工、报酬递增和经济 增长的相关理论和模型进行了重要扩展和充实.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机理,借鉴已有的耦合理论研究,构建了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以兰州市为例,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评。研究结果表明:兰州市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二者的发展存在高度相关的耦合关系,并且协调水平和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但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整体上要高于旅游经济,受旅游经济发展滞后的影响,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率逐渐趋缓,整体处于低水平协调,仍未完全建立起融合协调发展的促进关系。因此,政府要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对旅游经济的扶持,推动旅游经济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碳排放关系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美国的经验

文章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中国、美国为研究对象作跨国比较研究。选取中国、美国1985~2010年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碳排放的年度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别对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城镇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因果关系,但是,两国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存在差异。结论启示:在发展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可借鉴美国的经验,努力发展低碳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产业体系重构:一个逻辑框架

重构产业体系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产业体系重构的动力机制、内在机理及关键路径的探讨,勾勒了一个关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研究表明:快速增长偏向的传统产业体系下已出现了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矛盾。而现代产业体系在战略导向和发展方式、产业内容和产业间关系、产业分工地位和分工形态、要素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市场需求类型和竞争手段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且,现代产业体系可以分别通过经济结构优化机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区域发展协调机制以及生态环境改善机制,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公平性、空间平衡性以及可持续性,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的现代产业体系,核心机理在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三种要素互补互促,共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基于这种"三位一体"协同机制,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视域下产业体系重构的关键路径。     

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由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提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并结合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收入分配在不同阶段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推动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是直接机制一和间接机制一,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不能确定.现代经济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主要的是直接机制二和间接机制二,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路径粘性、迟滞效应和化解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思路。通过对粘性理论等相关理论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路径粘性问题,表现为理念粘性、行为粘性、能力粘性、资本粘性和制度粘性等,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路径依赖、粘滞信息、锚定效应、沉淀成本、政府约束等;路径粘性的存在必然会迟滞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从而迟滞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为了加快推进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化解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为此就需要树立经济高质量发展思维理念,强化经济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计量分析

文章运用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即外部性效应),以及其它投入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文章将研究结果与王金营的研究结果做出比较。结论是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和总作用都比较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内部化以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文化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和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文化产业类别的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促进效果,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产业集聚主要基于外部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MAR外部性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最显著。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新型城镇化:机制与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跃升,并且两者走势趋同。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型城镇化的人口、生态和社会维度,但不利于空间城镇化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期和区域异质性,即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三五”时期和从东部到西部,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受城市规模约束,并且依托数字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文章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我国融资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经验分析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与之相匹配的融资结构.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利用我国各省市数据系统考察了不同经济结构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体发展水平的上升,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增强,而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降低.同时在中、低发展水平地区,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并不是十分显著,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活跃度提升可激活市场要素配置活力，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系统梳理创新活跃度、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系，选取2015—2020年287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创新活跃度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传导机制与异质性传导路径，并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创新活跃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活跃度不仅直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可通过劳动收入份额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活跃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劳动收入份额门槛效应；创新活跃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由此，应从制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助力创新活跃度与劳动收入份额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举措方面入手，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探析

该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与文化遗产无关和相关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表明,成功申遗将通过直接需求效应和外部性效应两种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证检验表明,申遗成功对地区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的经济效应。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

健全农业迁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本文在Blouri&Ehrlich(2020)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户籍、人口流动、区域间贸易和集聚外部性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最优转移支付和分成比例设计。研究发现：(1)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使各省人均收入平均提高0.9775%,社会整体福利提高了12.6007%,当转移支付达到最优空间分布时，福利水平将在此基础上再提升4.7013%。(2)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人口流动，并通过“集聚效应”促进生产率增长和社会福利改进。户籍放开后，保持现行最高福利水平的条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出可缩减9.9473%。(3)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是以中央转移支付为前提的，而中央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运转则取决于中央财政分权比例的提高。因此，在户籍放开的同时，需要提高中央财政分权中的分成比例，才能实现社会最优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最优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