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

国内居民劳动参与不足、家庭财务风险隐现，发展数字金融能否破局？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对居民劳动参与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与数字金融使用程度的加深，有助于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居民创业、吸引劳动力流动促进居民进行劳动参与，居民劳动参与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另外，数字金融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的效应还可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特征的个体、家庭与地区，数字金融促进居民劳动参与、降低家庭脆弱性的边际效应既存在“数字红利”，也存在多维“数字鸿沟”。本文的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利用数字金融来破解居民劳动参与率不足和家庭财务风险激增两大难题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支付方式,影响着居民的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而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路径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用最大化。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价值最大化。研究发现：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对风险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对无风险资产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且工具变量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果稳健有效;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主要通过改善储蓄账户数目及家庭对金融知识关注程度两个渠道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身体健康、高等收入水平及高等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关注度;金融机构应创新金融产品,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政府应积极开展数字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工作,持续推进移动支付健康发展;强化金融监管,减少家庭投资风险。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内部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储蓄占绝对比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受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金融发展作用和居民信任度的正向影响,房产对家庭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居民家庭没有呈现出生命周期效应。     

居民金融素养与家庭资产风险的关联研究

本文通过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的我国居民金融素养整体偏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仅为3%。无论是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金融素养因子还是通过金融相关问题加总的金融素养都能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多样化,但金融素养的提高对股票、基金、理财等配置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金融素养的提升对理财产品配置的边际影响最大。此外,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促进金融资产多样化,促进理财产品等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自有住房抑制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婚姻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和金融资产多样化无显著影响。提升投资组合有效性,优化金融资产配置,需提高金融素养,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大金融服务供给,解决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智能手机使用与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行为

金融可及性不足导致相对贫困家庭难以获得发展机会,本文探究智能手机使用在相对贫困家庭金融参与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使用智能手机的相对贫困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与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更高,而其非正规金融市场参与概率会降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显示,智能手机的使用通过增加家庭社会互动、正规金融获得和金融知识素养提高相对贫困家庭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促进正规金融市场参与的效果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手机主要依靠移动互联网对相对贫困家庭的金融行为产生作用。建议加快推进金融创新与移动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正规金融市场在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中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讨论了中国中青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财富效应";人力资本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房产对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中年家庭没有"挤出效应";综合考察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细分年龄段后发现,中年家庭具有明显的"年龄效应",而青年家庭的"年龄效应"并不显著;家庭财富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医疗保险、商业储蓄保险的中青年家庭更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     

房产持有视角下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受“有限参与”的困扰。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却发展迅速,居民对房产的投资是否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发展？采用2011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CHFS）的数据,侧重于从房产持有角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房产持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存在一个5%的临界值,即房产持有对5%以下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对5%以上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呈显著的负效应,这个结论即使在控制了许多传统解释变量之后依然成立。     

通货膨胀因素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住户部门流量金融资产年度数据,同时结合历年居民住宅销售额,从通胀预期、家庭资产配置的视角对1992-2010年中国家庭流量资产配置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住宅作为非金融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流量资产中占比很高。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自身收益不敏感,但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敏感,表现出较强的替代效应;同时基于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增加家庭房地产的配置,而过度预期又会造成房地产的超配。基于此,政府应当通过调控通胀预期、发展新型金融产品等措施,引导居民更合理的资产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后,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到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比例也会提高;并且投资经验有助于家庭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此外,本文发现地区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家庭资产的累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爱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将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自营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     

居民健康与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使用2012年度中国居民与机构公共卫生行为跟踪调查(CBPHS)数据,研究了健康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论文特别关注健康指标的选取对于结果的可能影响,分别用主观、客观和主客观综合健康状况来度量。本文发现,首先,健康状况更好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并且客观健康状况相比于主观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较年轻的个体其投资风险偏好受到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再次,在不同收入人群中,健康状况对居民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有所不同:低收入人群的投资风险偏好并不会显著地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居民的健康状况会显著地影响高收入人群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偏好。     

金融知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财务脆弱问题不断凸显，居民如何利用金融知识应对财务脆弱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为了克服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金融知识社区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家庭创业三个渠道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家庭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家庭中，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探寻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全面理解金融知识的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