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选择

近年来理论界在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不足问题及税收政策有效性进行研究时，都不同程度地引入凯恩斯理论来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并且主要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种分析忽视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不能忽视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因此，在二元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税收政策应该是兼顾短期和长期，协调总量和结构，着力于政策和体制联动的政策，可要制定这类税收政策必须以二元经济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否则，就不能揭示我国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实质是二元经济结构及其体制变迁。     

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锁定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矫正城镇化扭曲视角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表明,扭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造成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重要的社会结构原因.文章将我国的产业发展低端锁定问题拓展至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两个部门,将城镇化扭曲投影到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三个维度,构建"两部门?三维度"分析框架,采用典型化事实与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发展低端锁定的困境,并构建PLS-SEM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了矫正城镇化扭曲,实现我国产业发展低端解锁的路径选择.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工业化弱质问题表现为结构演进受阻和效率提升缓慢,我国的服务业滞后问题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生产能力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保障消费能力不足.改善地方财税制度可以显著地降低土地城镇化水平,加强对农民工劳动技能和素质的培养可以显著地降低农民工城镇化水平,在供给侧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显著地降低城市病水平,进而矫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动因扭曲、主体扭曲和功能扭曲.矫正城镇化扭曲对于改善我国工业化弱质和服务业滞后问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低端解锁.     

也谈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

<正> 宏观经济分析并不仅限于运用经典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应包括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两部分。目前强调结构分析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上,却有不少值得讨论的问题。第一,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的区别。制度分析可以不考虑短期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短期运行分析可假定体制相对稳定。诸如“扩张冲动”、“消费饥渴”、“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源于传统体制,在体制缓慢演变的长期过程中,它是既存的,相对于这个体制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基本状态,经济就是在这种状态中运行的。揭示这个问题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供求状态的短期变化。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围绕着这一基本状态,经济还不断扩张、收缩,这种短期波动包括需求的相对变化与市场供求结构矛盾的暂时紧张与缓解。宏观总量调节的对象正是运行中的     

城镇化扭曲与服务业滞后:机理与实证研究

现有关于中国服务业滞后的研究多基于经济活动视角,未能充分重视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文章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滞后的现实依据,并基于城镇化扭曲视角,论证和分析了城镇化扭曲对服务业滞后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指出:扭曲的城镇化会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降低城镇创新活力来加剧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通过增加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和抑制城镇消费潜力来加剧生活性服务业的滞后状况.同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可以调节城镇化扭曲对生产性服务业滞后和生活性服务业滞后的影响效应.据此,文章从矫正城镇化扭曲入手,对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应对“三重压力”

2021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不过面临的下行压力也有所增加。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短期来看，“三重压力”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消费和投资需求恢复偏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居民和企业预期指标下滑。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实际上源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者有机结合，其中，稳定政策主要应对“需求收缩”、结构政策主要应对“供给冲击”、增长政策主要应对“预期转弱”,这三项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压力”。同时，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之间还可以更科学地协调配合，从而有效提高政策的调控效率，更好应对“三重压力”并促进中国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扭曲的表现及形成机制:一个奥地利学派的角度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某种形式的扭曲已是不争的事实,既往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已逐渐显现,但对造成该扭曲的深层次原因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分歧.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吸取合理的部分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经济扭曲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主导式发展制约了全体公民共同参与,而在发展思路上则过于强调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忽视了供给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经济的健康发展应是一个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深化的过程.     

我国电力短缺根源研究

我国电力短缺主要源于供给基础不够坚实,需求仅是诱因、表象,是供给不足和供给不能适应需求变化调整所导致的结果,其根源是电力市场行政性垄断和由此造成的扭曲而僵化的电价体制。因此,根治电力短缺应打破行政垄断,建立科学合理的电力投资体制和电价形成机制,长期要着眼于建立坚实供给基础、提高供给弹性战略,短期可实施挖潜现有供给能力等措施。     

什么样的刺激政策才是适当的

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通过体制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延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长期内经济绩效取决于供给面的政策改进和制度优化，但这不能成为否定中短期内需求管理的理由。长期性供给改革与短期性的需求管理是相互补充关系，而非对立的关系，那种将需求管理与政府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动辄宣称打倒凯恩斯、打倒XXX，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研究

在过去"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在数量方面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其中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三者的失衡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效率的下降,经济结构失衡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供给结构改善等政策将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有效路径。     

我国通货紧缩的结构性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产业结构扭曲下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微观基础和形成机理 ,揭示了导致当前总供求失衡的原因主要在结构方面而不是总量方面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作用于总量的需求扩张政策失效的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解决结构矛盾、进而走出通货紧缩的政策建议。     

日本增速换挡过程中需求结构变迁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比较分析了日本在1955—2011年间、中国在1987—2012年间的最终需求和所诱发的产业部门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日本从高速增长期到中速增长期、再到经济低迷期两次增速换挡过程中的需求动力变化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在向中高速增长期的转型过程中：（1）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力量，将逐渐成为首要贡献因素，但其拉动作用将呈下降趋势，应重点发展流通服务业和工商服务业，同时应做好机械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创新；（2）投资仍然是中高速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机械制造业对投资的重要性将上升，基础设施业对投资的重要性将下降；（3）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将有所回调，但仍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应重点提高机械制造业和化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78～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空间,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Johansen协整检验法、Engle Granger误差修正理论和Granger因果分析法对中国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有别于其短期关系、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变动均具有惯性等结论.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及其原因的探讨,提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认识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有选择地引进、改造和吸收适宜先进技术、加大城镇基础设施投入、优化城镇投资环境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政策建议.     

新疆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外向型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新时期供给与需求的双重约束,使得新疆进入了新型工业化时期。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新疆在中国实施向西开放战略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出来。为了寻找外向型经济新的增长空间,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区域新型工业化进程,必须要构筑外向型主导产业。构建了增长潜力、关联效应、对外开放度、技术进步、就业功能、可持续发展、区域比较优势七个外向型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和13个量化指标。以此为基础,实证选择分析得到了新疆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外向型主导产业。它们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七大产业。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效率

本文借助协整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和工具，运用劳动部门公布的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分析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均衡关系，发展第三产业是吸纳更多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各行业投资吸纳就业的能力没有差别，因此，着重投资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可以有效引致更多劳动力需求。     

中国的能源安全与战略选择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20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快速深化的阶段,能源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能源供应与能源安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为了满足中国未来的巨大能源需求,中国急需积极融入全球能源合作舞台,积极参与构建新的国际能源体系。同时,要有一套面对全球性问题的综合性能源战略,要把能源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具体地说,首先解决能源问题要采取多元化战略,尤其重视周边资源国家;其次要陆路和海洋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另外还要从贸易、投资到金融手段三者并举进行突破。     

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产业结构演化的研究都是从供给端计算的产业结构，本文构造了从需求端计算的产业结构并依此对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年价所计算的美国需求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小于供给端产业结构的变化；197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的变化差异中近40%可以用外贸因素来解释。进而本文采取不变价计算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按不变价计算的美国需求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很小，且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中有31%可以用不同产业价格因素变化来解释，44%可以用国际贸易来解释，仅有25%可以用第三产业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解释，因而收入弹性不是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重要原因。美国能够维持经常账户的逆差，将第三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以来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实力均无法满足大规模输出人民币使之成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条件。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行业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

在考虑知识流动和制度变迁效应的情况下,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2004-2009年分行业的数据,估算了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知识流动和制度改善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之后,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服务业、交通运输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个细分行业的FDI与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尽管金融业的FDI增长在统计意义上能显著影响工业生产效率,但效果比较微弱;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FDI对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知识流动的增强与制度的改善能有效提高工业生产效率。     

我国农化行业升级之路：打造一流农化服务供应链

目前，我国衣化行业内外部竞争已经十分激烈。通过对我国衣化行业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农化行业存在竞争程度高、农化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研发水平低下等问题，提出了农化行业必须进行升级，创造新型的经营模式，以实现服务化进而提高我国农化行业的竞争力。在农化服务供应链的概念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农化服务供应链平台。最后，以我国农化行业整合先行者广州易合通农化供应链有限公司为例，介绍了其如何打造一流的农化服务供应链。     

Assessing the role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a high growth rate and low information has been observed since the late 1990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Should the fact be considered as a result of greatly improved supply capability or should the fact reflec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government’s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ssess the role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shock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We use a bivariate structural VAR model to investigate macroeconomic dynamics for China within the aggregate-demand and aggregate-supply framework, using the quarterly data in the period of 1996Q1–2005Q4. Our principal findings are following: (1) China’s high growth shall be associated more with greatly improved supply capability, especially after its WTO entrance. The expansionary aggregate demand policies may have limited effects to raise the growth rate in the post-1996 in China.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we need a more pro-growth policy st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a high and stable growth. (2) The low inflation in that period is driven primarily by weak aggregate demand rather than supply factors.     

总需求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本文从结构主义视角,参照1970-2008年国际需求结构演变的一般形式,剖析了中国转型发展中的总需求结构特征,分析了总需求结构失衡且调整缓慢的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总需求结构调整必须跳出需求结构本身,从经济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制度两个方面着手,确立以扩大内需为支撑的内生发展战略和构建"劳动偏向型"的收入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