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治理与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引发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及其相关的股权结构特征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呈倒N型的曲线关系,即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2)非国有大股东对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更有力;(3)次大股东的存在有利于发挥大股东的激励效应,抑制大股东的防御效应,特别是当大股东不处于控股地位时。     

公司治理、政府控制与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从公司内部治理安排与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产权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呈“倒U”型关系;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银行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相比,政府控制的企业持有较少的现金;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持有的现金越多;企业的成长性、银行债务、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控股股东的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特别地,本文提供了与公有产权相伴的“政治关系”在司法体系薄弱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经验证据。     

市场化程度、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内生关系

投资过度现象在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文章以2005—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投资过度通常会引起财务风险增加,而财务风险对投资过度有抑制作用;同时发现市场化程度不同,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的内生关系有显著差别,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的内生关系明显;市场化程度低的中西部地区,两者内生关系较弱。     

文化创意企业管理者特征与研发投资决策研究

本文以102家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文化创意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第一大股东年龄与管理者学历水平对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加大企业的研发投资;第一大股东的年龄与研发投资负相关;管理者的学历水平与研发投资正相关。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

本文在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制度环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信息披露及时性,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机制在不同产权背景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主要受到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治理的显著影响,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并不明显;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法治水平、市场化程度分别与年报披露及时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多个大股东能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吗

本文以结构性去杠杆为政策背景,选取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多个大股东能否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研究发现,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其他大股东通过监督和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过度负债水平。具体地,其他大股东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作用路径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自利动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成本,有利于其治理效应的发挥;并且其他大股东有助于缓解过度负债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提升了企业价值。     

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关系.研究发现: (1)总体来说,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比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2)公司治理比较好的情况下,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有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公司治理比较差的情况下,中等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一现金流敏感性比高、低融资约束企业低,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呈U形.上述发现表明,信息不对称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融资约束程度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系,公司治理可能是导致相关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掏空与支持公司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低。(2)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高;盈利能力越差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以及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最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以及盈利能力越差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最低。这些证据支持了控制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与支持是对称的观点。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后的财务绩效分析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自身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金融化投资后,企业财务绩效表现变差;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其金融化投资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越差;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的实体企业,其金融化投资均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而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可以缓解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带来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依旧显著.为了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改变了金融化测算方法,继续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基于投融资关系的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投融资关系的视角,探讨了过度投资、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2007年至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运用Richardson (2006)残差度量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过度投资导致企业价值下降；负债率的提高恶化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使企业价值显著下降.本文指出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司治理制度缺陷和债务的软约束,并从宏微观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大股东减持作为一种支持行为之探析

＂掏空＂和＂支持＂行为对公司来说是两种作用对称的行为。大股东减持作为＂掏空＂行为之一已有研究,作为支持行为还未见研究报道,然而大股东减持是能够作为支持行为的。大股东减持既可能用套现获得的资金直接支持上市公司,也可能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机构、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实现支持。两个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大股东在公司处于财务困境时减持可能是大股东支持行为之一,但这还有待于对大股东减持与其支持行为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金字塔结构下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金字塔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两类治理关系普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也从单一治理关系分析框架向两者权衡分析转变。在双重治理关系视阈下,股权激励成为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提出双重治理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2006～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及其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于第一类代理问题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未显现,这与控股股东对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有关,股权性质能够对股权激励与控股股东不同效应的体现以及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股利分配与企业创新绩效三元关系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状况、股利政策及创新绩效。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公司治理、股利支付及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董事会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越高,企业越倾向高股利支付;高股利支付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并无正相关关系,股利支付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最后,从完善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方面提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监督与纾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8-2019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探索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同时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与纾困治理效应,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在控制潜在内生性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探讨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同样,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缓解内源融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考虑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发现良好的信息环境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缓解企业内部融资,降低代理成本,最终优化企业投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力的研究,为更好的探寻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与机理提供了参考。     

国家控股、超额雇员与劳动力成本

与以往很多直接检验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之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1999—2002年健康运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雇员角度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所有制性质对上市公司社会性负担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并且国家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主要源自上市初的历史遗留冗员;超额雇员和高工资率共同导致国家控股公司承担了比非国家控股公司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此外,还发现在国家控股公司中,国资部门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最多、劳动力成本最高;并且相对其他公司而言,该类公司上市后可能继续超额雇员。因此,推进上市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和避免国家直接控股,对改善公司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公司治理解释

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固定资产过度投资受到企业内部机制的影响,因此,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探索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完善相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从内部机制上约束这种非效率的投资行为。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法人治理机制和大股东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没有影响;而少数大股东联盟机制对资本结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人员治理机制同资本结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治理机制同资本结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联立方程实证结果显示,四种内部治理机制同资本结构没有互动性关系。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研究

以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2001--2012年的半年度数据,采用非平衡面板模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性质能够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而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等董事会治理因素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