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与自由——康德哲学对经济行为中必然与自由的思考

康德的哲学所解决的是自由问题、人的问题。他以形而上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指出人的认知受必然性的限制,不可认识自在之物、但在道德实践领域却是自由的。为解决当下市场经济中面临的道德与自由受限的问题,需要重新回溯康德的哲学思想,考察经济行为与道德自由的关系,探究道德与自由在市场中的本质,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新思路。     

试论适应性市场假说对投资的意义

有效市场假说面临着很多困难:市场激励不足;市场异象相悖与之相悖;难以证伪。行为金融学指出市场异象源于人类的行为偏差,但是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框架。Lo(2004;2005)借鉴进化论思想提出的适应性市场假说可作沟通有效市场假说和行为金融学的桥梁。文章认为,AMH堪比投资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对投资的意义体现在:对大量出现的市场异象提供统一的解释;有助于设计有效的投资策略。     

链接——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双输还是双赢?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日前举行的波兹南气候变化大会上向世界各国提出新的命题,即如何将经济发展和保护地球共同家园相协调。潘基文激励全球各国进行"哥白尼式的低碳革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的双赢。     

“建筑场”存在的哲学思考

系统思想随着人类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并以其独有的哲学指导意义渗透到建筑工程领域之中。在目前所研究的"建筑—环境"系统中,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的能量流动均由变量控制。对物理学的场论进行了研究,引入"场"概念,并对古代朴素场观念及系统思想中的"场"认识进行了思考,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筑—环境"系统中还存在一种介质――"建筑场"的假设。有国内外对"建筑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定义进行重新诠释,并对其物质性、时间的不可逆性、空间的拓展性进行了相应的阐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其内部发现了构成资本主义解体的根本矛盾和促使共产主义生成的革命因素,从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批判。这一发现正是借助于"革命的辩证法"来实现的。辩证法作为科学的、革命的方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承载着"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性重任;另一方面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马克思力图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以新的实证科学超越现代知性科学。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贯彻,使马克思开创了一条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     

劝君着意惜芳菲——经济师面临着新的机遇

<正>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旗帜上写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八个大字,显示出凝重的历史感和科学性。改革开放的号角给我们经济师和广大经济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机遇。改革开放的历史感和科学性是什么呢? 1.对世界整体性的科学把握。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各民族文化就是沿着一条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互相补充的开放道路走过来的。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和文艺复兴运动都首先肇始于意大利,后来转移到德国又辐射到全欧洲。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则发轫于英国,然后扩散到其他各国。哥白尼的日心说、卢梭和康德的哲学、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达·芬奇的绘画、达尔文的进化论、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丁的诗歌、巴尔扎克的文学、贝多芬的音乐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如繁星璀璨,在人类文明的星空里交辉并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四重哲学批判——始于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考察

自由贸易议题不仅是马克思关注国民经济学的问题起点,而且也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总体性批判的一个关键线索.始于对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科学驳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展开四重哲学批判:在经济哲学层面,自由贸易只是便于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增殖的自由;在道德哲学层面,自由贸易只是剥削工人的权力空间化的自由;在法哲学层面,自由贸易只是强国支配弱国从而奠定"中心-外围"帝国格局的自由;在政治哲学层面,自由贸易又客观上加速社会革命的发生和新社会的到来,这也成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历史负效应中的"积极因素".在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多边主义遭遇困境的当下,马克思这种批判蕴含着鲜明的时代价值.     

"枪杆子"与"笔杆子"——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逻辑及文明意义

"领导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领导权,有列宁和葛兰西两种模式,分别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市民社会阵地战.区别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是"军绅政权"及其离心结构.对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到1942年间进行了构建革命领导权的历史探索.革命领导权包括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核心逻辑,强调"枪杆子"与"笔杆子"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再结合:"枪杆子"接受文化教育,"笔杆子"深入战斗生活,在文武结合的同时更与实践经验结合,真正成为革命政党指挥下的"两支军队"."文武双全"领导权的文明意义在于,既满足了 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启示——从《旧制度与大革命》谈起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结尾,托克维尔写道:"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产生的社会"。托克维尔在他的探索之路上究竟发现了什么?正如"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题目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次立足于旧制度并且旨在揭示旧制度与     

探讨李约瑟之谜的历史解答

在对"李约瑟之谜"进行重新定义的基础上,本文从文化约束、产权约束、发明模式、地理禀赋、人地比例五个角度解释了"李约瑟之谜"。本文认为,传统儒教文化不利于科技革命发生;明代以来对私人产权保护的侵害不利于工业革命发生;以经验为基础的科技发明模式不利于现代科技产生;我国古代末期市镇发展模式阻碍规模效益发挥,最终无法孕育工业革命;内生于古代中国要素禀赋的"劳动消耗型"技术进步方式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风景园林与公共卫生：共识、分野与融汇 ——2次公共卫生革命视野下的学科关系审视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所引发的肺炎疫情，基于“学科演进”这一特殊视角，关联性地审视“风景园林学”所面对的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问题。在概述风景园林和公共卫生简史的基础上，重点结合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依据相关时间序列和历史事件梳理、勾勒出“风景园林-公共卫生”两大学科关联演进的大体脉络和历史图景。研究表明，正是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使现代风景园林和现代公共卫生从共识走向分野；而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又使现代风景园林和现代公共卫生从分野走向融汇。     

Sickonomics: Diagnoses and Remedies

In their recent analysis of the alleged decay in modern economics, Ben Fine and Dimitris Milonakis claim to find its source and origin in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of the 1870s. They argue that this development led to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detachment of economics from society and history. I contest their account of the marginal revolution and of the role of Alfred Marshall among others. They also fail to provide an adequate defini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 suggest tha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dopted a denuded concept of the social rather than removing these factors entirely. No such removal is possible in principle. It is also mistaken to depict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s the science of prices and the market. In truth, neoclassical economics fails to capture the true nature of markets. I consider some sketch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sickness of modern economics, which focuses 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since World War II.     

从朱谦之的“自杀”看其自我哲学的演进

朱谦之的自述文字渗透着历史现场中个人的身体感受和人生选择，对进化、革命等现代议题作出了独特的阐释。本文以他的自述文字为主线，分析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我的阐释角度与策略之差异，从中透视现代知识分子安顿自我的独特方式以及历史与个体生命交互作用的种种形态。     

知识是财富生产的精神力量

知识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近代科学产生和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前，谈不上有真正的科学知识的合并于生产和科学力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18世纪以来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标志着科学向生产要素、生产方法转化和被合并于生产过程的时期的到来。知识积累是一种生产力，达到一定临界点的知识积累，成为推动知识创新和科学进步的内在力量。积累——创新——再积累——再创新的累进式发展，是知识进步的规律也是知识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信息革命和当代知识密集的高技术生产方式的到来，标志着人的智能开发和人类向发达的智能人的转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试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同构兼容

探讨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同构兼容关系，认为在冲突中发展的人类文化是一个有机成长的开放系统，而科学的发展也是渐进积累和不断革命的统一，文化与科学的兼容特征决定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完全可能谋求一种良性的同构兼容关系，     

从科技源泉论看世界发展大势

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源泉和最终决定因素 ,这可称为生产力源泉论。到 2 0世纪后期 ,科学技术革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生产力源泉论的现代形式就转化为科技源泉论。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 ,如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兴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盛衰 ,都直接源于科技革命。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 ,如反全球化运动 ,时代主题的转变 ,民主化潮流 ,由多种因素引起 ,科技革命仍然是其中的一个源头。科技源泉论是一条贯通各个领域变化的主线 ,本文以此立论揭示当代世界发展大势。     

现代混沌管理的渊源：理论·实践·文化

在第三次自然科学革命混沌的思想上形成的混沌理论,其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和学科。在混沌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了几千年的成就积淀和创新。从原始混沌、传统混沌发展到现代混沌,进而形成混沌学,是混沌管理的理论渊源;将混沌理论引入管理实践而形成混沌管理,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所致,也是管理实践发展的结果,是混沌管理的实践渊源;从中国传统的混沌管理到西方现代的混沌管理,体现了中西方在哲学理念、价值观和人本主义观上的不同,更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混沌管理的文化渊源。     

基于组织惰性视角的组织理论演进路径研究

从克服组织惰性的视角出发，古典管理理论所倡导的“一场全面的心理革命”、行为科学理论对人的关注、管理科学理论对组织管理的重新认识以及当代组织理论所推崇的开放系统与组织学习理念，都是在打破传统组织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们正是在不断克服组织惰性的过程中推动了组织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中国式和合管理的方法论问题

所谓和合管理，就是以中国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借鉴现代管理科学理念创新而成的管理理论。和合理念是中华民族深厚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管理科学独特视角的新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创新发展和合管理仍存在很多未知内容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伴随着方法论问题探索，因此，本文的研究旨在于探讨中国式和合管理的方法论问题。     

Leviathan: Revenue-maximizer or glory-seeker?

We argue that the Hobbesian assumption of glory-seeking behavior, especially when applied to holders of high office, is both more realistic and has greater predictive power than Brennan and Buchanan's hypothesis of revenue-maximization. Whereas traditional public finance theory sees the sovereign as a benign agent without an objective of his own and Brennan and Buchanan endow him with the objective of revenue maximization, Hobbes's political construct envisages a sovereign-principal who devises rules and incentives to induce his subjects-agents to contribute to his own preservation and glory. We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public finance theory by referring to Brennan and Buchanan's key claim that the Leviathan ought to be constrained by a fiscal constitution. We argue that the interplay of the pursuit glory and the concern for self-preservation implie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not be bound by rules set by citiz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