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报酬、独立性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董事报酬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在考虑董事报酬内生性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董事报酬、独立性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长任期的CEO、CEO兼任董事长、较大比例的内部董事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监管障碍.董事报酬是一种公司治理的强化机制,当董事会保持独立时,其报酬结构能更好的激励董事履行监管职能.但是,当董事会失去其独立性时,其报酬结构会加剧公司的代理冲突.授予董事会合理的激励报酬可以克服公司监管障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关系

文章研究了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显著地正面影响管理层持股水平,而管理层持股水平不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较低,而两职分离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较高;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此外,我们还发现：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比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要显著的高;国有控股企业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独立董事比例与股东大会召开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总经理任职年龄及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并且还发现董事会结构变量间也存在着相关关系。     

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对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中小板家族企业研究

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是解决代理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大部分研究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建立或改善激励机制,或者研究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然而公司治理中的治理机制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相互作用,对公司的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将董事会监督和总经理激励相结合构建模型,回归研究两者结合对企业绩效的综合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董事会董事前三名薪酬与企业绩效并不显著,而董事会会议是显著的;总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总经理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不相关;董事会监督与总经理激励是同方向变化,共同对企业绩效作用。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证

本文在代理理论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司治理之董事会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8年5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要显著高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两职分离的企业其技术创新投入要显著高于两职合一的企业;4)董事会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积极影响,董事会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越多,但这种发现仅具有较低的统计显著性。     

董事会治理特征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北65家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的治理效率将直接关系到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文章以东北65家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董事会治理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东北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并无太大影响,制度设计中的独立董事并未发挥正向作用,董事的股权激励作用也并未显现,而董事的年薪激励方式则效果显著。需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完善董事薪酬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与公司舞弊——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了客观认识股权激励的效果,以2002-2005年被证监会公开查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舞弊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舞弊负相关,但不显著;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舞弊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舞弊不存在显著关系;监事会的特征对公司舞弊没有显著的影响。     

经营复杂性、所有权特征与董事会结构的内生决定——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经验证据

公司经营的复杂程度与所有权特征会显著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构成,董事会结构的设置实际上是公司根据其经营环境和公司特征所做的一种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公司经营复杂性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独立董事声誉显著正相关,即使加入所有权特征变量后,这种关系仍然存在;同时,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较而言,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规模更大,独立董事比例较低;公司的股权制衡能力越强,董事会规模越大。     

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董事会特征可以概括为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关系、董事会的领导结构以及董事的薪酬制度.本文以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把董事会的特征作为自变量,公司绩效的三个指标作为因变量,对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的规模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绩效高的公司倾向于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以及董事的薪酬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现金、股利资产估值与独立董事有效性——基于价值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借鉴Fama和French(1998)公司价值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从公司内部现金和股利价值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将独立董事引入公司董事会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所持现金的价值,明显降低了股利对公司价值的贡献。这一证据表明,独立董事有效地抑制了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牺牲投资者利益、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文章还发现,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的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深市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经验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信息透明度测量指标,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同时发行B股或H股、扩大董事会规模对信息透明度有正向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信息透明度有负向影响;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特征、高管持股比例、外审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公司规模和业绩对信息透明度也为正向影响。     

环境税征收、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愈发凸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传统工业企业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而环境税征收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别作为一种基于外部市场激励型和内部自主激励型的重要工具,两者能否有效发挥激励协同效应？本文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工业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税征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环境税征收与社会责任承担发挥着显著正向激励协同效应,环境税征收强度越大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且该正相关关系将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提升而得到增强。（2）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但该负相关关系将随着环境税征收强度增加而受到抑制。（3）进一步研究发现以上效应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东部地区。（4）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环境税征收及其与社会责任承担的正向交互效应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之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和环境税征收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新时期如何有效发挥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协同机制,以助推我国传统工业企业顺利实现绿色创新转型升级等有重要启示。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3季度季报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不同。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

公司高管团队内薪酬差距主要指CEO薪酬水平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数额的差别。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差距和公司未来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大薪酬差距可以提升公司绩效。该结果支持薪酬激励的锦标赛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本文还发现 ,影响我国公司薪酬差距的主要因素不是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和企业自身经营运作上的特点 ,而是公司治理结构。本文认为 ,我国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薪酬差距以维持足够的锦标赛激励能量 ,而提高薪酬差距的主要出路在于进行治理结构改革。     

经营者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来考察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 )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 ,在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 ,存在选择性偏见。 (2 )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与由第一大股东选派的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兼任的公司 ,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高于两职分离的公司。 (3 )成长性较高的公司 ,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 (4)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对于那些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公司 ,经营者存在利用股权激励机制为自己谋利掠夺股东利益的行为 ;成立相对独立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类似机构作为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是重要的。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前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实证方法研究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虽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持股水平很低,但对高管人员的行为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当总经理独立于董事会时,股权激励的效果更为明显。此外,公司的规模和控股股东性质等因素也会起到调节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     

供应商集中、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 ——基于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通过选取2010—2017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先研究公司供应商集中对于公司价值的直接影响,结论显示公司供应商集中对于企业价值有着负面的影响;然后在进一步研究中,探究了公司治理相关因素以及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对于公司供应商集中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产权性质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股东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对于高管薪酬激励都对公司供应商集中与公司价值的关系有着负向的调节作用。与此同时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公司供应商集中对于公司价值的负面效应越弱;最后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供应商集中的作用机制。     

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强调对于企业控制权的控制,而淡化了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租金创造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逻辑分析,提出公司治理实质上包含着朝向企业家精神的保健机制与激励机制,其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决定了公司治理的绩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上市家族、国有企业的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就家族企业而言,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保健机制则表现为不作为或失灵;就国有企业而言,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无显著影响,保健机制则对企业家精神具有较为显著的“倒U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