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都市圈：高新技术产业带畜势待发

以北京奥运为“引擎”，以京津“双子星座”为依托，以河北为腹地，京津都市圈已显轮廓。专家指出，京津都市圈集聚了八大产业区、初步形成了六大支柱产业，加上拥有科技精英集聚等资源优势，目前蕴含着一条高潜质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京津冀地区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趋势分析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的高级空间形态,就业空间分布正是刻画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变量。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首次利用两次经济普查的就业数据研究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特征。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确定都市圈内的京津石为一级就业中心,唐保沧张为二级就业中心,秦承廊为三级就业中心。京津冀就业的整体空间集散特征为仍在进一步集聚,且集聚特征稳定。空间统计表明:2004年和2008年京津冀都市区的重心均分布在廊坊境内,移动方向为东北向。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和廊坊所在的区域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区,呈"东北—西南"分布模式。对比两年变化得出就业核心区范围在减小,密度在加大。分产业和行业来看,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就业分布最为均衡,第三产业分布最为集中,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仍在进一步集中,而生活性服务业在扩散。     

我国重点增长潜力区的选择与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地”,即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都市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及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研究

进入“十二五”时期,京津冀都市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典型的是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效益将会逐步凸显,北京、天津的经济集聚效应会进一步扩大。纵观世界发展规律,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迁移和专业化生产是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同地区一定的经济差距是有利于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京津在加强自身实力的同时,宜按照产业集聚、产业扩散的规律,带动周边发展。京津集聚、吸引先进产业,转移落后产业。加强各区域的协作、磋商,在合适的经济差异下,实现一体化发展。     

浙江空间经济新格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空间上出现了融合发展的新趋向,城市经济已超越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空间集聚发展的新形态。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企业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开放型经济逐步把浙江企业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产业集聚、市场扩展和开放型经济成长都要求浙江构建新的以都市圈为核心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因此,要通过发展以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城市经济,推动浙江经济空间结构的转型升级。     

我国三大都市圈优势对比分析

目前我国形成的三大都市圈主要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都市圈。文章通过介绍三大都市圈的基本情况 ,主要探讨三大都市圈的各自发展优势。     

基于低碳经济的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与布局优化

通过构建工业碳熵与区域碳熵概念模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基于低碳视角,探讨了2000—2015年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特征及优化路径。发现:(1)徐州都市圈优先发展行业产值比重呈上升趋势,且呈现由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演变;适度发展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限制发展行业以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且产值占比呈下降趋势。空间上,三类行业均呈核心外围格局且集聚程度有增强之势,且优先发展行业由中心城向外围工业技术梯度逐次降低。(2)徐州都市圈高效率行业呈现由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演变为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低效率行业以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3)行业上,徐州都市圈工业可划分为高效率优先行业、低效率优先行业、高效率适度行业、低效率适度行业、高效率限制行业、低效率限制行业等6种类型;空间上,可划分为高效率优先行业集聚区域、高效率适度行业集聚区域、低效率适度行业集聚区域、低效率限制行业集聚区域等4种区域类型。据此,从行业与空间2个视角提出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及布局优化调控路径。     

"两型社会"提出的背景及其优势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被国务院批准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彰显了"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两型社会"提出的深刻背景     

基于动态GMM模型的北京都市圈聚集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0年-2017年北京都市圈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北京都市圈及都市圈内各圈层的集聚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上看,北京都市圈的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下降的倒U型关系,当前北京都市圈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最优化点；(2)分圈层来看,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在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中更多的表现为拥挤效应,即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而在机会圈层中则更多的表现为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产出增长。未来,北京都市圈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向机会圈层的人口纾解有利于提升北京都市圈整体的发展均衡性。     

我国创新型都市圈研究:源起与进展

基于创新国家建设背景,通过剖析国家和地方层面创新发展的形势、梳理国家创新发展主要政策,指出我国创新型都市圈发展的时代迫切性和政策必要性,继而借助已有创新型城市和都市圈发展与规划实践,明确创新型都市圈"多尺度"、"跨政区"和"超网络"特征以及推进创新型都市圈建设的基础与条件;结合创新型都市圈的特征从内涵、评价及模式三个视角梳理现有关联研究成果,总结形成创新型城市向创新型都市圈过渡的三大研究趋势:从多元化城市走向系统多样化区域,从创新城市建设走向区域创新协调,从资源单点集聚走向资源全面协同;最后评述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今后发展方向。     

徐州都市圈服务业空间极化特征

整合区域差异、空间极化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深入分析了1995—2012年徐州都市圈服务业空间差异及极化特征。结果表明:1徐州都市圈服务业空间极化程度和发展差异均呈现波动性减弱态势,而空间集聚呈增强之势;空间上形成相对稳定的以徐州、济宁以及连云港为增长核心的"三足鼎立"空间格局,而南部和西部区域边缘化现象明显。2徐州都市圈服务业空间极化格局呈现中心高外围高的核心边缘型格局,且在极化方向上从外围向核心区域的极化程度较弱,服务业发展中心尚未形成。3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交通通达性、对外开放、市场等因素对徐州都市圈服务业空间极化有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化程度影响最为显著。     

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耦合关系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随着城市和区域联系的不断深入,以人流为代表的流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流动性逐渐成为商业体系研究的重要视角。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利用POI、手机信令数据等多源数据,在分析商业体系及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特征基础上,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南京都市圈商业体系呈现明显的单中心集聚以及空间分异特征。(2)南京都市圈呈现城市内人流联系紧密,而城市间人流联系相对较弱的特征,跨市人口流动在城市交界地区集聚程度较高。(3)南京都市圈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耦合协调性水平整体相对较低,处于高能级商业空间集中于少数街镇的不均衡状态,以及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发展不同步的态势。在未来的发展中,都市圈商业体系优化配置需要更好地顺应流动性规律,立足于实际服务人口分析与预测,构建动态分级分区的商业服务体系,以促进都市圈商业空间一体化发展。     

都市圈产业布局的区域分异与协调发展研究

根据都市圈演化过程中首位城市和成员城市间竞争合作关系的发展变化,将都市圈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结核期、集聚期、次中心形成期和均衡期。基于这4个阶段的划分,分析都市圈不同演化时期产业分工的形成机理,研究都市圈产业布局分异的产生与强化过程,从调节市场利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方面提出了有效引导产业布局的区域分异和实现都市圈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东部都市圈制造业空间聚集特征分析

在制造业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东部的都市圈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增长速度最快的制造业聚集区。本文在构造了产业聚集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东部都市圈制造业空间聚集的特征,并认为制造业在东部都市圈的聚集是在区位因素、制度因素、历史因素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的必然结果,是在市场化进程逐步推动下形成的,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应该按照制造业集聚的市场规律消除市场失灵和阻碍集聚的政府规则,积极推动和促进城市制造业的空间集聚。     

京津廊产业分工与合作机制研究

廊坊市作为京津冀都市圈、环渤海经济带的腹地,正演变成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城市。通过分析京津廊三地的特殊区位和产业发展现状,根据错位发展及比较优势理论,深入分析了京津廊三区域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分工领域,并剖析了廊坊应在哪些领域与京、津的合作机制,以实现大北京经济圈的一体化格局。     

都市圈的发展演化阶段分析

根据都市圈发育过程中首位城市的地位、首位城市与成员城市的关系、都市圈内部结构的变化等特征,将都市圈的形成演化划分为4个阶段:结核期、整体集聚期、次中心形成期和成熟期,并从首位城市特点、竞争特征和动力来源3个方面对4个阶段进行了比较。     

基于人口规模分布的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评价

以人口规模分布为数据,以城市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曲线为研究视角,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并比较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分布规律,客观全面评价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水平。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在空间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总体阶段上落后于比较对象,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以集聚作用为主要驱动力的演化阶段,主要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腹地发育略显滞后。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都市圈中心性最明显,武汉城市圈次之,珠三角城市群集聚扩散作用相对较为均衡,区域空间发展更为匀质化。武汉城市圈未来的发展,应该在大力提升区域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有意识引导分散的空间组织作用力,实现区域空间形态向更为合理的方式演进。     

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以"京津唐一承"区域为例

本文针对我国河北省承德市森林资源,以"京津唐一承"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的诸多因素,并根据平均支付意愿对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及相关方的受益大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为163.27亿元,其中森林资源所在地承德市受益17.92亿元,占10.98%,周边区域京津唐3市受益145.35亿元,占89.02%.在众多因素中,收入、居住地以及对森林资源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影响居民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支付意愿大小的主要因素.     

城镇发展的区域分析及都市圈规划——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

文章对河北省保定市城镇发展的区域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保定市发展应该依托京津冀经济圈,充分利用京津的各种优势资源,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创造条件接收京津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转移下来的产业,促进保定市经济发展。依据保定市的自然经济条件,保定市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依据城镇所在的主体功能区域特征确定城镇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阐述了保定市都市圈规划的必要性以及都市圈内部保定市区和卫星城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分西部太行山区和东部平原区两个部分阐明保定市区与市域腹地的关系。最后指出保定市城镇发展定位。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升级与整合

进入"十一五"时期,京津冀都市圈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正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面临着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集聚、扩散、整合、链接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紧迫任务.从京津冀三地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业层次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看,推进区域产业合作、加快产业升级具有强劲的驱动力与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