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对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结果和调研的反馈信息,以维护农民工权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制定应将农民工有序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民工子女教育投入,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中,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的研究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对策建议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庞大的资金需求,应该优先将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项计算,得出: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21万元;内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16万元.加快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资金来源、城市融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优势与作用.文章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降低农民工生活成本、 提供人文关怀和教育培训、 部分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等机制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补充措施,丰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政策变迁与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出现了多次政策性调整，各时期的主导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愿因出发，探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变迁概况，并对市民化前景进行展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及政策扶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切入点,有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当前,清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加快研究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措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何计算,由谁来承担,值得思考。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特征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江西省为研究的样本地区,重点研究了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粗略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为有效推进江西本地农民工市民化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这只能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地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转让收益中筹措资金，因此本质上是农民工承担了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但在名义上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分担，同时基于以政府为主、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为原则，构建以农民工所在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主、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辅、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新型城镇化下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探析

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义所在。《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于江苏各级政府而言,未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过程中新增公共服务成本规模考验着政府财政能力,是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有所缺失。该文讨论了2013-2020年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认为未来江苏每年农民工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48910元,政府累计需投入1462亿元,为政府把握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