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粤、辽两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

本研究结果表明，粤、辽两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国有控股与否三个影响因索上的显著差异，使得两个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差距。本文从高管薪酬制度的差异、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差异、产业的差异、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两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差距。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高管团队断裂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绩效尚无一致结论。基于交叉分类视角，以我国2011—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强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创新强度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高管团队断裂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绩效尚无一致结论。基于交叉分类视角，以我国2011—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强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创新强度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房地产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选取沪深两市2010年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我国房地产类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总水平、薪酬差距及企业规模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高管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研究发现房地产类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激励措施的实施尚不完善,上市公司应当注重长期与短期薪酬激励相结合,制定切实可行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企业绩效..     

高管腐败、内部控制与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选取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海外直接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异质性角度，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行为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存在增加投资谋取私利的动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行为会显著提高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当考虑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时，内控控制水平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更谨慎地制定投资决策，因此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措施可以调节高管腐败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抑制高管腐败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基于所有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的检验发现，在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显著。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高管人员激励模式及激励效果探讨

随着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已成为影响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年报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民营企业来说,高管股权激励比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国有企业来说,薪酬激励的效果则更加明显。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上市公司3年的财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二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其原因在于上市公司高管收入存在激励效应和背离效应,上市公司的收入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与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国企高管人员薪酬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天价”薪酬这一现象引起社会热议。其原因不仅是与高管人员的招聘制度有关,更与内部控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企高管人员的畸高薪酬,不仅激发了企业员工和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同时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当前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现状并分析国企高管人员薪酬过高的原因,通过对公司治理、建立有效薪酬激励机制、内部监督等方面并结合近期国家出台的国企薪酬改革政策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相关对策。     

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与企业创新研究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管理者背景特征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垂直对这一结构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性别垂直对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高管团队年龄垂直对特征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总额以及创新投入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团队学历垂直对正向影响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总额以及创新投入;高管团队任期垂直对未对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区分产权性质后,上述关系在国有与非国有公司间存在显著差异。     

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被认为是由企业管理者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变革,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长期导向战略决策的缺乏、传统业务与转型模式间的冲突,企业高管团队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制度自主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共享经验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在制度自主权的调节机制方面,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负向影响了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地区制度水平则促进了高管团队共享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团队共享经验主要通过减少管理层短视与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行为来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     

论国企高管薪酬异化的解决对策

针对国企高管薪酬逐年快速上升的现象,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薪酬管制制度。本文分析认为,对国企高管进行薪酬管制将带来一系列的不良经济后果。国企高管薪酬异化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间关系

基于高阶理论和关注基础观,运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4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创新关注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对自主创新的关注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在国有企业或拥有更多冗余资源的企业,管理者对自主创新的关注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中小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对公司发展的重要影响，本文研究中小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技术创新的影响，以期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丰富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体系。在此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