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400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实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需要,社会各界对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日益迫切,同时经济主体逐渐关注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信贷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400家重污染行业中的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面板数据,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其融资成本、信贷规模之间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与信息披露水平的交互效应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其融资成本越低,信贷规模越大;同时,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其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信贷规模越大。因此,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的完善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是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举措。     

耕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改善了农业环境吗？ ——基于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检验

研究目的:基于2007—2016年26省农业生产数据,测算"面源污染"和"碳排放"两类非期望产出下的农业环境效率,构建"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流转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但耕地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2)耕地流转有助于扩大耕地利用规模,进而在样本中对农业环境效率呈现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流转对农业环境效率也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正负效应基本抵消;(3)耕地利用规模主要通过改变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负向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研究结论:农业环境效率受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强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明显的传导路径,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在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政策时,要注意结合地区农业生产力和地理环境,避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同时鼓励规模经营主体引进农业绿色环保技术,注重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利用。     

农户对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认知与满意度评价*——基于长株潭地区的调查

[目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耕地是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保障。2013年湖南"镉大米风波"敲响了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警钟。农户是耕地的直接使用者,是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保护的真正主体,调动农户积极性是提高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治理的效率与效果的关键。[方法]文章基于湖南省长株潭3市5县的181户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耕地重金属污染的认知及其对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满意度评价。[结果](1)受访农户对耕地重金属污染的认知水平较低,但对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满意度评价相对较高;(2)农户对耕地重金属污染的主观认知会影响其治理满意度评价,且农户对耕地重金属污染的认知越高,对治理的满意度评价越高;(3)农户的年龄和种植规模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及时到位的指导也是显著影响农户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因素。[结论]政府制定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方案时应进一步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扩大种植规模,加强对农户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技术培训和宣传,提高专业技术指导到位率。     

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78～2009年的江苏省数据

本文运用江苏省1978～2009年数据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根据分解法,将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归结为农业经济规模、农业结构、农业技术进步、农村人口规模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其次利用单元调查法和生产函数法对历年农业面源污染物氮、磷排放量和农业技术进步率进行估算;最后就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经济规模扩大、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上升和种植业比重下降、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和粮食作物比重下降以及农村人口规模扩大均会增加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但是,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却能够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这说明,农业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相互协调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农村污染工业发展机制研究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域内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显示出加重和蔓延趋势。通过对第一、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污染制造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增长快、体量大、重化工业等背离农村技术和农业资源优势的污染制造企业占有绝对比重。采用Logit模型对企业在城乡选址行为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成本较低和环境管制宽松对企业在农村选址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土地成本的影响远远高于环境管制。这表明中国城乡间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但是其影响远小于低价土地成本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在污染工业格局的形成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加强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是严格管理污染企业的用地总量和空间布局。     

公众参与、政府管制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标准误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政府管制、公众参与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管制和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有积极影响,交互效应在滞后一期才能改善环境质量。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联合作用机制并不能改善环境治理;而西部地区在治理污染过程中,公众与政府能够就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沟通合作。空间效应回归检验中发现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策略性博弈行为;另外,"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得到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并未出现。最后,建议我国在环境污染治理中要不断完善和改进联合作用机制。     

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思考

治理结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扩张很快,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合作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合作社内部的摩擦效应所抵消。为确保农民专业合作高效运作,在治理结构设计上要充分重视不同成员的能力差异与利益关系,区分两类决策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投票权,设立独立监事以加强合作社内部的监督与制衡。     

人口增长、结构调整与农业面源污染——基于空间面板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Holdren和Ehrlich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框架,利用2004-2013年全国30个省份农业面源污染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密度、富裕度和结构因素直接影响了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量,其中乡村人口密度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度最大;邻接省份的种植业结构的示范效应引起本省种植业结构的反向调整,导致间接效应为正;目前城镇化水平还不高,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正向直接影响但不显著,由于城镇化的示范作用,增强了省域间的竞争,并且使农业资源外溢出本省导致间接效应显著为正。因此,未来治理农业环境污染要关注各省内部的影响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各省影响因素相互之间的交互影响。     

环境适应性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重塑研究

[目的]结合对农民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分析,探索基于环境适应性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重塑方式。[方法]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传统农民合作社治理所面临的"环境适应性"挑战进行分析,并构建基于环境适应性的农民合作社治理结构重塑的理论框架。[结果]农民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表现在市场竞争、消费需求、政策法律和技术、合作社内部管理等诸多方面。传统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已无法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要进行产权结构重塑才能应对变化的环境,更好地履行合作社的职能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结论]农民合作社的治理结构重塑应以产权制度设计为核心。(1)明晰所有权,设计合理的合作社规模和有条件的社员资格,允许合作社股权交易;(2)明晰控制权,针对不同类型的决策事项设置不同的投票制度;(3)明晰收益权,设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剩余分配制度。     

中国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构建了农业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联立方程模型,并利用中国1990—2010年数据对该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三个经济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其中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农业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增加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技术效应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农业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利于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从而减轻环境污染程度;其总体效应为正,表明农业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绿色发展”视域中农业面源污染协同治理初探——基于山东省的调查分析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决定农业、农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既蕴含着形而上的"绿色发展"理念,也需要强大的绿色产业和技术的物质支撑,不仅表现为可视的宜产宜居的农村环境风貌,更是社会主义生态正义和生态公平的体现。构建多中心、全方位协同治理机制,不仅能够提高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效率、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对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非农兼业与农业面源污染——以化肥施用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26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动态系统GMM和工具变量法(IV)的估计方法,探究了环境规制和非农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前大部分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处于EKC拐点左侧;(2)非农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非农兼业收入能显著增强农业面源污染;(3)非农兼业在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为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逐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鼓励非农兼业转移、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加快农业技术推广等举措,推动农民增产增收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协同发展。     

禁养区政策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吗?

禁养区政策作为治理畜禽养殖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基于2005年～2017年中国省级生猪养殖业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禁养区政策对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禁养区政策显著地降低了生猪养殖业的排污总量和排污比率,表明禁养区政策不仅提高了生猪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果,更提升了生猪养殖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效率;禁养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猪养殖业的产值增长,但显著地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说明禁养区政策在短期内会抑制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发展,但从长期看会有效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发展。研究结论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理论内涵,为完善畜禽养殖业的环境政策和推进畜禽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农村工业源重金属污染:现状、动因与对策——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我国耕地和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形势严峻,工业排污是重要来源之一。本文通过对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和近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地区重金属污染企业数量多、增长快,技术水平低,布局分散。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不可逆性,各级政府必须彻底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常规思路。重金属污染企业须集中布局,从源头上扭转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扩散态势;加强对企业重金属污染排放的监测,激励企业通过治污革新技术工艺;治理农村污染须多部委协作和地方政府切实转变发展观念。     

我国外资零售企业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东道国的外资企业实现的。本文首先介绍对外直接投资范畴,然后介绍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四种效应,分析影响技术溢出的主要因素。最后以我国零售业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外资零售企业进入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国内经济和国内零售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仍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制定来引导外资零售业的技术溢出。     

基于文献数据的我国畜禽污染特征分析

地方政府用"一刀切"办法来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的报道屡见报端。政策执行者盲目扩大禁养区,强制搬迁或关闭养殖场,这不仅挫伤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也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较大损失。文章在全面系统地对国内畜禽养殖污染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养殖地区、不同养殖规模以及畜禽种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特征,以期为科学治理畜禽污染问题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从畜禽养殖污染的区域分布上看,污染程度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呈递减趋势;从养殖规模上看,中小规模养殖场的污染最为严重,大规模养殖场的污染较轻;从养殖的畜禽种类看,肉鸡、猪和牛的粪便是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地方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养殖规模、不同畜禽种类采用差异化政策措施,促进畜牧业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协调推进。     

地方环境规制、地区猪肉流通与污染天堂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发达地区畜牧业面源污染的改善是否是污染转移形成的暂时现象?地区间环境规制差异是否影响到畜产品的地区间贸易流向?出口地区是否成为进口地区的污染天堂?本文以猪肉为例,在拓展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增加环境规制变量,检验环境规制是否影响地区的畜产品流通,进而验证中国畜牧业生产中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研究结果证实进口地区存在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而出口地区的污染天堂假说并未得到支持。这表明进口地区猪肉生产因环境规制处于相对劣势,在比较优势的引导下生猪生产会进一步向出口地区集中。因此,对出口地区而言,如果环境规制力度不够,生产的集中将使得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同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可能会带来规模经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会得到分摊,从而形成可持续的比较优势。     

治理环境、内部治理机制与股权融资成本

文章结合我国新兴转轨经济背景,以2006-2008 1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下,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管理层激励和股权制衡结构)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有何不同,以考察公司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机制对股权融资成本的交互影响是强化抑或是替代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治理环境较差的地区,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越好,管理层激励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上市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对其管理层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具有强化作用;相对于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治理环境越差,股权制衡与股权融资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越显著,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对其所在的外部治理环境存在替代效应。     

养猪业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界定、分析框架与机制构建

针对养猪业环境面源污染加剧、邻里冲突事件频发的现实背景,仅依靠市场或政府来治理养猪业污染效果甚微,必须注重猪场周围农户的参与治理,基于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天然耦合性,发挥社会资本的价值和作用,构建"政府、养殖户和周围农户"三元结构模型,促成养猪业环境协同治理,并通过建立养猪业环境协同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信息交流机制、过程监管机制和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增产加剧污染？——基于粮食主产区政策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粮食主产区政策为切入点,将2004年全国设立13个粮食主产区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主要发现:①基础回归分析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化肥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削减效应,尤其针对氮污染排放量;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述削减效应主要得益于粮食种植规模的扩大,即通过发挥粮食作物生产的规模效应以降低化肥污染排放量;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促进劳动力转移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有助于粮食主产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获取规模效应,进而实现对化肥面源污染的削减效应。据此,本文研究为粮食主产区内不存在增产加剧污染的可能性提供了经验性证据,也为在粮食安全的目标下兼顾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