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溢价、产业风险与合作社统一销售——基于大小户的合作博弈分析

近年来,农产品销售难现象频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选择之一,但现实中提供统一销售服务的合作社却是凤毛麟角,这与国际经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大小户合作博弈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合作社统一销售服务形成的条件和机理,提出了产品溢价、产业风险影响合作社提供统一销售服务的研究假说,并用来自江苏、吉林和四川3省331村240家涉及农产品销售活动的合作社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现实中进行统一销售的合作社比例极低。小农户组织起来后,产品若能获得增值溢价会显著促进合作社进行统一销售。当合作社有能力降低产业风险时,产业风险越高,农户对合作社统一销售服务的需求越强,合作社越有可能进行统一销售。现实中提供统一销售服务的合作社比例偏低的原因在于:政策激励不恰当;农户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实力有限;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     

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12402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Ⅳ—Probit模型,探究了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转入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选择存在经营规模临界值,仅当经营规模达到临界值后农户才会提供服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转入与经营规模仅在无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村庄、平原地形村庄对农户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进程中,应重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潜力,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扶持;继续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注重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     

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

自《合作社法》出台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突飞猛进。但是,本文通过随机抽样的大样本调查发现,现实中的合作社本质上多为其他生产经营模式的"组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凤毛麟角。本文尝试系统性地解释中国罕见真正意义合作社的原因。在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厘清了合作社发展适宜条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约束条件阐释了合作社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的适应性和发展空间,并得出结论: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完善、农户经营规模小且农户间异质性强和制度建构外部支持缺失,合作社降低交易成本、获取规模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而组织成本高昂的劣势却更加突出,这是真正意义的合作社在中国难寻的根本原因。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应解决的问题

正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高度重视村党组织领办农民合作社,通过印发文件、召开会议、开展培训、搭建平台、政策支持、督导考核等举措推进其健康快速发展。但从各地实践看,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基本概念目前,关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概念,学界尚无统一定论。但一般认为,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由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党组织成员代表村集体牵头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资产出资,引导农户以土地、资金、实物等入股,明晰村集体与入社农户股权,形成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经济利益共同体。     

订单农业的契约困境和组织形式的演进

订单农业组织形式的演进和创新是破解订单农业高违约率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运用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概念,通过对交易费用的仔细划分,重新解释了"公司 农户"向"公司 合作社 农户"不断演进的现象。合作社可以同时减少农户面临的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进而减少农户的总交易费用,也可以减少公司所面临的交易费用。由于合作社具有降低双方交易费用的功能,合作社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收入有影响吗——基于800个行政村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利用全国800个行政村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村集体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生产性服务具有增收效应,对于提供生产性服务的村集体而言,倘若不提供服务,农户人均年收入将明显下降28.7%～30.24%,减少1770～1868元;(2)从生产性服务供给类别差异来看,灌溉排水服务、机耕服务、病虫害管理服务均不同程度地提升农户增收效果;但若提供灌溉排水服务、机耕服务、病虫害管理的行政村不再提供此类服务,该村的农户收入分别下降22.5%、4.01%、14%;(3)种植规模、耕地调整等因素均显著提升了村集体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概率;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对教育覆盖程度高、种植规模小、补贴力度低的行政村作用显著,可有效提升本村农民收入。     

乡贤助力提升农户创业意愿了吗?——参与合作社与未参与合作社的差异

文章使用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课题组(2021)的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乡贤助力对农户创业意愿的影响,并对参与合作社与未参与合作社农户进行不同组别之间的分析。具体来说,“是否愿意创业”与“预期乡贤助力后是否愿意创业”分别用以评估分析横向现实农户创业意愿和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结果表明:乡贤助力对横向现实农户创业意愿与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有显著的提升,但不同组别的结论具有差异性。横向现实农户创业意愿方面,乡贤助力对参与合作社农户的创业意愿提升更大;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方面,乡贤助力对参与合作社农户的创业意愿的影响几近于无。由此反思,未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创业可持续性以及质量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分析,应正确引导未参与合作社农户,使其切实感受合作社的积极作用,而如何破解参与合作社农户的发展困境以及提升其纵向预期农户创业意愿,是乡贤助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普遍而关键的问题。     

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基于河南农村调查数据

基于世俗化理论和宗教经济理论以及宗教精神合作社假说,本文研究了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农村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基于村级和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村庄而言,公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显著降低村庄内的信教比重;对于农户而言,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宗教选择概率和宗教参与程度。这说明,公共文化供给对宗教信仰具有挤出效应。这一结果可以对目前农村"宗教热"现象进行解释,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长期缺乏是农村"宗教热"兴起的推力之一。     

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农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基于河南平原地区的数据

提出林权制度改革将对平原地区林农产生激励作用,会使林农增加对林地和林子的生产性资金投入的假说,通过河南省平原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方法,对平原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绩效从农户投资行为的角度加以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变量及农户家庭收入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均为显著,建议强化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加大对农民的财政支持。     

重塑农业投资主体投入机制的思考

一、农业投资主体投入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投资主体已由国家 (集体 )、金融机构的组合转变为国家 (集体 )、农户和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的新格局 ,农业资金的投资领域也完成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一 )国家财政投资农业的现状　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支援农业的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事业费、小型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科技推广费、财政价格补贴及其他费用。统计资料显示 ,80年代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总量上看是逐年增加的 ,但所占比重波动较大且具有下降的趋势。从国家…     

当前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成立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能够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能进一步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因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人员财务素养偏低等，影响了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对此，文章将对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进行分析，阐述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发展背景，论述加强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的意义，分析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土地入股合作社:交易成本、价值攫取与绩效增长——以吉林省F县双胜村为例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入股合作社从自愿组合到合作瓦解,再到村集体组织主导的合作社的强制性演化的内在机制,揭示合作社价值攫取及绩效增长的规律性问题。研究方法:博弈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1)合作社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导致自愿合作瓦解,村集体组织为获得攫取土地价值的机会进而推行合作社的强制性演化;(2)当土地发展性价值尚未凸显时,农户愿意放弃土地发展性价值而获取农业绩效增长;(3)当土地发展性价值超过绩效增长量时,合作社强制性演化将瓦解。研究结论:(1)村集体组织与农户的价值攫取关系,即农户获取的绩效增长能够弥补其放弃的土地发展性价值是强制性演化的前提条件;(2)强制性演化一旦瓦解,村集体组织与农户会围绕土地发展性价值展开争夺,产生高昂的谈判成本,因此,需尽快界定土地剩余产权。     

“5433”模式全方位推动农业服务专业化

<正>海安港丰谷物农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5月，由江苏省海安市滨海新区富港村村干部领头创办，村集体负责经营。几年来，合作社创新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发展了以“五统一”托管服务、“四定式”考核管理、“三比三看”争先活动为内容的“5433”模式，以“合作社+农户”的形式推进3980亩土地农业生产全托管，实现农户土地全入股、农民全入社、服务全覆盖、收益全分配，在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战场上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既发展壮大了村集体实力，又增强了致富带动能力。     

“农超对接”进程中农产品供应链的合作绩效与剩余分配——基于“农户+合作社+超市”模式的分析

利用在山东省、海南省和浙江省的调查数据,以西兰花从种植到销售全过程为例,本文分析了"农超对接"进程中农户、合作社、超市之间的合作绩效和合作剩余分配情况。研究发现,在"农户+合作社+超市"模式中,农户、合作社和超市三者进行了有效的合作,成功地提升了西兰花的市场价值。通过建立农户亩均西兰花净收入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本文发现,销售渠道的选择对农户亩均西兰花净收入具有显著影响。选择"卖给合作社,且合作社卖给超市"这一销售渠道的农户获得的亩均西兰花净收入,显著高于选择"卖给合作社,但合作社未卖给超市"和"不通过合作社销售"两种销售渠道的农户获得的净收入。在"农超对接"进程中,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决定了农产品供应链中不同行为主体对合作剩余的分配。其中,农户获取西兰花销售中的价格溢价;合作社获取其社会网络资源的经济租金;超市拥有市场营销活动的剩余索取权,并获取超额利润。     

合作社党建思考

<正>近年来,随着农民合作社迅速发展,各地积极开展合作社党建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为什么和如何开展合作社党建工作这两个基本问题。合作社党建工作是农业农村工作的现实需要顺应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入推进,农业生产由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日益向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发展合作社,有利于集中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农业生产要素,推动分散承包向规模经营过渡。而在合作社建立党支部,     

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融资与成长发育的实证分析——基于对甘肃省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对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融资与成长发育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机构贷款和民间借贷对合作社成长发育的促进作用虽然都很明显,但当前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与服务缺位的状况和农户资金追逐储蓄、吝于对合作社借贷的现象导致合作社获取信贷融资困难重重;而多数合作社因积累严重不足,其资产性投资只能依靠相对稳定的金融机构贷款;不稳定的民间借贷除了对缓解合作社季节性资金缺口起到关键的弥合作用外,对资产性投资还起到了间接的支撑作用。因此,不难看出金融机构贷款对合作社成长发育的促进作用较之民间借贷更大一些。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迅猛发展——基于“关系产权”的农户产权稀释问题解释

在经济转型期,制度环境下的产权机制和组织实际运行下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本文导入"关系产权"的一般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拓展,尝试对合作社中农户的产权稀释问题和合作社迅猛发展间的矛盾现象作出解释。研究表明,产权稀释是农户为了将关键资源获取渠道纳入自身圈内归属的理性选择;这种博弈双方共认的产权稀释结构并不会导致农户的消极合作行为;由政府介入带来的合作社从资源追逐者向持有者的身份转变是引发合作社数量爆发式增长的归因;并且随着外部资源的不断涌入,产权稀释会逐渐向明晰产权结构转变,最终由市场机制主导。     

组建股份合作社 集体农户双增收——淮安市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正>近年来,淮安市围绕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总目标,在全面开展清产核资,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重点选择经营性资产较多的村居和城中村、城郊村、园中村先行先试,因地制宜组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促进集体和农户"双增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目前进展试点面进一步扩大。截止目前,全市已有74个村开展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工作,其中23     

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组织模式研究

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前提下,推进农地经营方式的创新是我国追求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对当前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组织模式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家庭农场实现了内部利益的一致性和节约交易成本,但面临租金成本上升、投资能力不足等问题;"公司+农户"模式具有资金、技术及市场优势,但面临公司及农户间的利益不稳定、治理成本高昂及"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保障农户权益的前提下,实现了农户、合作社、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但却面临封闭性导致的融资困难,能人依赖导致合作社发展不稳定并引发内部人控制,"分红刚性"一定程度弱化生产性努力等问题;土地托管模式以不触及权利变革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经营受到农民欢迎,但土地集中过程面临高昂的组织成本。另外,本文梳理了已有文献对不同组织模式的绩效评价标准并进行绩效评价,指出我国农地规模经营组织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在于产权细分及分工深化。     

莒县践行三权分置模式

<正>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的要求,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山东莒县积极探索,形成了两种改革新模式,实现了村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效益和保障农民利益,建立起村集体、农户与工商资本三方共赢机制,让农村土地真正"活"起来。改革模式模式一:"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农户"模式,即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合作社,村集体以基础设施入股合作社,实行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