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城乡统筹发展模式评价--以浙江省绍兴县为例

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县和县级市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产业竞争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特别是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但在看到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县域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严重不平衡，与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差距较大。文章在对我国东部浙江省绍兴县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由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统筹水平、环境统筹水平组成的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与调查数据，对绍兴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未来绍兴县发展的思路。     

从中部地区一个县的实践看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路径

在县域的空间层次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不同的县(市、区)虽然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但总是存在着具有共性特征的一般规律。本文通过对安徽省宁国市的实证分析,总结出在县域空间层次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路径是“两个创新”带动“三个缩小”,即通过民间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缩小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居民收入差和观念差,逐步形成城乡相融的一元化的县域经济社会新形态。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兼论剑河县经济社会发展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因为各县域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发展环境等不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是东部快,西部慢;城市快,农村慢态势。而且处于两极分化现象。剑河县作为西部县,研究剑河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破解剑河县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进而考察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对于促进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意义。     

金融机构 如何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正>县域经济目前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现,关系到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战略的实现,也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县域经济实际上涵盖面很广,包括县域层面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在一些发达地区,     

统筹城乡关系与发展县域经济模式选择

根据现阶段我国城乡统筹的迫切要求，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城乡统筹中出现的问题，该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城乡统筹的关节点，以及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应注意制度创新与合适的模式选择。     

沪、湘、渝区域城乡整体差异的对比与分析

西部与中部和东部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并具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因此,以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来研究城乡差距、努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等是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2008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农业区域发展专业委员会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理论研讨会预备通知

县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平台,县域城乡统筹发展形势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因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中国县域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研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经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批准,农业区域发展专业委员会拟于2008年10月(地点待定)组织召开“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理论学术研讨会”。现就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一、会议主题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与模式二、研讨内容1.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方法;2.国外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经验;3.县域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体系;4.城乡统筹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5.县域城乡统筹发展优化模式;6.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7.区域发展相关理论     

壮大县域经济与统筹城乡发展互动机制

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统筹城乡发展是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前提。本文探讨了壮大县域经济与统筹城乡发展之间是互动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在江苏省的初步实践

江苏省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进行了初步实践,全省城市化步伐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在实践中,江苏省坚持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政策体系、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发挥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明确的思路和目标,并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坚持循序渐进,以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推进统筹城乡的进程。     

准确把握切入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当前，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受到理论界的较大关注。应该看到，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薄弱环节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而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起着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长沙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分析与思考

县是我国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活动区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县域,"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离不开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在经历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快速发展后,目前面临着新的困难和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开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以地处中部内陆的长沙市为例,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做了一定的分析与探讨。     

粮食主产区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以河南省108个县（县级市）为例

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着力构建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分别对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选取的各时间截面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对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农村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度分别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2009~2013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度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县域城镇化呈现出东北部较高而西北与中东部较低的特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态势逐渐降低,二者的协调发展度总体来看,高—高集聚型的县域集中在中北部的一些地级市,低—低集聚型县域个数逐渐减少,并且分布趋于分散;对县域城镇化与协调发展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农村发展与协调发展度之间相关性不明显。最后,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适合各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重庆市县域乡村性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入理解重庆市城乡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重庆市32个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分析方法,探讨2000年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 （1）2000年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逐渐减弱,主城都市区乡村性较弱、渝东北和渝东南乡村性较强的整体格局稳定,巫溪县、城口县、彭水县、酉阳县等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县（区）的乡村性较强。（2）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在多种作用力的交互影响下,呈现出重庆市域的多圈层结构和区域性的双圈层结构。（3）自然力和区位力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分异的基础地理格局,市场力和行政力对这种格局进行调整、优化,在4种力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结论 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探索了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乡村振兴潜力区域发展提供建议。     

新发展阶段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关键特征和评价指标——基于全国5个样本县的数据

目的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场域，需要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开展前瞻性研究，从而更加科学地评价先进典型、发现突出问题，进而提炼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方法 文章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出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空间六个方面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法遴选构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共6类16个关键指标。通过熵权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了计算和排序，对5个样本县进行了试评价。结果 （1）从时间维度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上升水平；（2）从空间维度看，不同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3）从现实基础看，县域发展环境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4）从影响因素看，县域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保障；（5）从实现路径看，县域城乡融合要实现“五位一体”和空间上的全面融合。结论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既要坚持规划先行，更需加强规划实施管理；既要开放要素市场，更需发挥地方政府作用；既要整体塑形，更需注重强化文化认同；既要保护生态，更需激发绿色发展活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统筹实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工作，更科学合理地通过调度各地城乡融合发展情况，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     

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

进入“十一五”以来,山西省把县域经济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推进小康建设,实现国民经济全面现代化的最佳切入点和重要载体,县域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其内部结构和县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在中部6省中步伐缓慢,是该省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该文运用灰评估方法对山西县域经济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结果表明,山西县域经济对资源及能源工业的依存度较大,表现为二、三、一产业结构特点,第一产业发展不足；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淄博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和农业现代化作为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度有利于区域甚至全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方法］以淄博市为例，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间的耦合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2008—2017年淄博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程度逐年增加，但一直处于次优水平，其中2008—2017年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逐年增加，处于次优水平， 2008—2017年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也逐年增加，同时2008—2015年处于次优水平2016—2017年处于最优水平； 同时2017年淄博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均处于次优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相对于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低，其中博山区、桓台县、高清县和沂源县的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处于最优水平，其他区县处于次优水平，张店区的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处于最优水平，其他区县处于次优水平。［结论］实现淄博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以核心区域辐射周边区县，进而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in a poverty-stricken county of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poverty-alleviation-oriented land use policies

Sustainable land us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PA) and integrated urban/town development are key issues for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of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in Longzhou, a typical poverty-stricken border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 based on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11 to 2016,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Longzhou increased by 10.08%. The largest increase shown by urban built-up areas (37.74%) followed by rural residential (25.48%), industrial and mining (20.96%), and transportation areas (15.49%) as well by tourist facility areas (0.33%). The accelerated urban development, rural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re main factors driving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PA strategy and the booming of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policy drivers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Some of th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poverty-alleviation-oriented land use policie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authors argue that land use policy innovation could play a key role in breaking the Matthew effect (poor get poorer, rich get richer) of China's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enerat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t is fundamental to meet the demand of construction land for TPA, meanwhile raise the intensive level of land utilization.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implement preferential land use policies for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quotas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rational, efficient and intensive use of the quotas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provide solid land policy suppor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us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ith higher quality.     

撤市改区视域下城乡融合对种植业发展的影响*——来自佛山市三水区的经验证据

［目的］城乡融合对当地种植业发展的影响，因存在内生性问题而难以度量。撤市（县）改区是旨在推进城乡融合的行政区划改革，可以视为城乡融合对县域种植业的外生冲击，文章以2002年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撤市改区作为政策自然实验，估计了城乡融合对当地种植业产值的影响，并分析影响机制。［方法］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城乡融合对三水区种植业产值的影响，采取置换检验、安慰剂检验对估计结果进行有效性检验，并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探讨城乡融合对种植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城乡融合对三水区种植业产值仅产生短期负向冲击，从长期看，三水区种植业产值并未落后于合成控制组。在影响机制层面，该文认为短期负向冲击主要来自涉农支出短期“偏移”，长期无效应源于生产效率提升与种植结构调整。［结论］通过对三水区的个案分析，该文探讨了城乡融合与种植业发展的和谐共生模式，为处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市（县）提供了种植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从京津冀协同网络看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河北农业经济发展定位的基本视角,而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县域发展是重点也是难点,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是河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方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分析近年来河北省11个市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整体上提出对接京津的顶层设计方案。进而从县域发展角度,以县域为突破口,将河北省173个建制县分为两类:距京津较远的146县以及环京津27个交界县,分别提出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模式。[结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需注重以下几点:(1)高度重视顶层设计;(2)以特色农业为抓手,科学规划农业功能园区,对接京津协同发展;(3)利用市场机制与科技机制,打造农业产业化模式,通过河北县域与京津农业协同大数据网的技术保障作用,提升河北农业经济整体实力。[结论]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找出推进河北县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