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沿海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动态变化与耕地压力分区分析

该文在分析江苏沿海1999～2007年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动态变化的基础上,计算其3区14县(市)耕地压力指数(K)并划定耕地压力分区,以进一步分析K值区域变化特点及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1999～2007年江苏沿海耕地面积波动减少,人口持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总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开始阶段持续降低,并在2003年跌入低谷,至2007年有所回升。(2)根据耕地压力分区结果,从江苏沿海整体分析,K值呈现2003年大于2007年大于1999年的特点;从区域地市级分析,K值大致上呈现南通沿海大于连云港沿海大于盐城沿海的特点;具体到各县(市、区)耕地资源承受压力变化,东海县等7个县K值持续最小,南通市区和连云港市区K值持续最大,盐城市区等4个县、区2003年K值较1999年大幅增加但至2007年已回落,通州市等3市K值较大且呈增加趋势,赣榆县K值变化幅度最大。文章最后还探讨了江苏沿海不同区域的耕地-粮食-人口调控措施。     

基于耕地压力指数的四川省粮食安全状况研究

文章利用1978~2012年的统计数据,结合最小人均耕地面积(Smin)和耕地压力指数(K),分析了四川省耕地面积和粮食数量安全变化态势,并采用GM(1,1)模型对未来6年的粮食数量安全状况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978~2012年,四川省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依赖于粮食单产增加,复种指数提高,以及耕地供给小幅增加,使得耕地压力指数K并未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粮食数量处于可控的安全态势,实现了"总量平衡,基本自给"的政策要求。2015~2020年,无论按低方案(252.64 kg/人)、中方案(322.07 kg/人)和高方案(386.6 kg/人)粮食消费水平计算,城镇化、工业化和粮食数量安全依然维持在相对平衡状态,粮食数量安全处于可控的安全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工业化加速推进的双重压力下,耕地压力指数有上升趋势。因此,该文提出了在严格保护耕地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突破性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科学防灾减灾;针对市域差异,实施有差异化政策的建议。     

近20年福建省耕地承压分析与区划

[目的]应用耕地压力指数模型,通过计算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分析福建省耕地承压的时间变化规律及成因。[方法]文章通过耕地承压类型区的划分,分析福建省耕地承压的空间变化规律、成因及区域特点。[结果](1)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呈减少趋势,在保持粮食自给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1998—2018年福建省耕地承压呈明显上升趋势;(2)根据福建省各县(市、区)耕地压力指数划分耕地承压类型区,共分4个类型区,即:耕地高承压区,耕地较高承压区,耕地较低承压区和耕地低承压区;(3)福建省耕地承压空间差异显著,闽西北山区低于闽东南沿海地区。耕地高承压区和耕地较高承压区主要分布在闽东南沿海地区和靠近闽东南沿海地区,其耕地压力指数大于1,耕地承压明显;耕地低承压区和耕地较低承压区主要分布在闽西北山区,其耕地压力指数小于1,耕地承压不明显。[结论]福建省耕地压力大且地区差异明显,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     

四川水资源压力与耕地利用效益变化的格局及耦合关系

［目的］以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区域，构建水资源压力评价模型、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对各市（州）水资源压力与耕地利用效益及耦合效应进行研究，以期为区域水土资源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方法］基于2005、2008、2011、2014年各市（州）4期水土资源的相关数据，运用量化分析法和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及GIS空间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各市（州）水资源压力从时间尺度看，水资源经济和技术发展压力逐渐减小，平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595和0007减小到2014年的-0178和-0033，人口和生态发展压力逐渐增大，平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7314和-203增加到2014年的-6035和-1571，水资源综合压力有明显波动； 从空间尺度看，水资源压力从高到低的区域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陵区、川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西北高原区。(2)各市（州）耕地利用效益从时间序列看，川南丘区和川西高原区耕地利用效益相对比较稳定，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区、攀西地区耕地利用效益则变化较大甚至有减小趋势；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土地利用效益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南丘陵区、川西北高原区。(3)通过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水资源综合压力与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水资源人口压力与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在置信度为001时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55和0560，呈现出较高的协调演进格局，耦合特征与前文水资源压力和耕地利用效益的分区格局基本一致； 而耕地利用经济、生态效益与水资源经济、生态效益间的相关性则表现为不显著。［结论］研究发现，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区域人口、资源禀赋所存在的差异和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革。     

近十年陕北耕地资源变化与粮食安全分析

该文以包括榆林市和延安市的陕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对陕北地区1996～2006年耕地动态变化与粮食生产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选择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压力指数模型法,在分析陕北地区1996～2006年间耕地、人口、粮食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总结了该区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的变化特点:陕北地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平均值是0.219hm2,耕地压力指数的平均值K是1.389。K值远大于1,因此耕地压力较大。在以上基础上提出了保障陕北地区耕地动态平衡与粮食安全生产的一些建议。     

东部沿海快速发展区耕地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东青岛平度市为例

本文以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市、区)青岛平度市为例,基于1990年至2008年18年间的土地调查数据,分析了自1990年以来耕地变化趋势,并通过研究耕地变化与其它地类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耕地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     

下辽河平原区耕地质量演变及障碍因素诊断

目的 为探究2008—2018年下辽河平原区耕地质量演变情况,明确该区域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障碍因素及其分布。方法 文章将2016年耕地质量等级国家标准统一应用于2008年和2018年该区域耕地质量等级评价,采用障碍度模型对2008—2018年该区域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指标影响耕地质量的障碍程度进行诊断,依据每个指标障碍度大小排序确定影响耕地质量变化的障碍因素,根据不同区域评价指标障碍程度差异确定的障碍因素进行类型组合形成分区。结果 （1）11年间下辽河平原区耕地质量等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中高等级耕地为主。其中一、二等级耕地面积上升,三至九等级耕地面积出现下降且三等地下降幅度较大,下降的区域主要包括昌图县、台安县、辽中区、辽阳县和灯塔市等地。（2）研究区主要障碍因素类型区以单一指标灌溉能力、有机质、地形部位型障碍因素类型区为主。11年间障碍因素分区整体处于稳定状态,呈现为灌溉能力型障碍因素类型区为主,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康平县、辽中区、凌海市和黑山县部分地区,障碍因素分区结构呈现由单一重度障碍转变为多种重度障碍并存的趋势。（3）2008—2018年下辽河平原区耕地质量等级上升了0.16等,耕地质量等级保持中高水平,等级上升的区域面积高于下降的区域,灌溉能力指标是影响下辽河流域耕地质量等级变化的主要指标之一,土壤有机质在11年间有所改善但变化较少。（4）单一指标型障碍因素类型区呈现下降趋势,而含有两个重度障碍度指标的面积呈现上升趋势,且障碍因素类型区增多,呈现重度障碍度指标复杂化的趋势。结论 2008—2018年下辽河平原区耕地质量等级总体上升反映了11年间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等政策和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未来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应该在明确耕地质量等级和主控障碍因素基础上确定更加精准的目标和方向,从而实现耕地质量等级的靶向提升。     

河南省耕地压力时空分布研究

河南省作为粮食大省,近些年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基本保持了稳中上升的态势.1998年到2004年,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大于1.2003年耕地压力最大.2005年以后,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小于1,并逐步下降.预计十二五时期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将继续稳步下降.要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需具备的条件包括控制人口规模、继续增加耕地面积、控制工...     

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动态分析与预测

文章通过2004~2013年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的直观数据,分析了2003年以来河南省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及常住人口的动态变化情况,发现河南省2003~2012年耕地压力指数与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呈现出相同的波动状态,即先呈下降趋势,后在较小的波动中趋于稳定,表明2003~2012年间河南省无明显耕地压力,粮食产量足以满足人口需求。同时,文章利用灰色系统理论与线性回归分析等工具对影响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的粮食单产、实际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变化进行了GM(1,1)模型的构建、修正及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测算出以后若干年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研究表明,未来10年河南省耕地压力指数远小于1,耕地供应能力可以满足粮食生产需求。在肥力改善,耕地巨大生产能力得以保持的基础上,优化农业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改善农业生态,甚至开发休闲农业等,都将成为可能。     

广西耕地资源变化与粮食安全分析

在详细分析2000—2008年广西耕地变化趋势及造成耕地减少原因的基础上,采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及耕地压力指数等方法,对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研究,同时详细分析了工业化发展所处阶段及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广西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预测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预测了2020年耕地保有量。结果表明,广西2000-2008年粮食生产处于供不足需的状态,且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其工业化发展及城镇化的提高是建立在耕地资源的占用之上。     

论“两型农业”在四川省的发展现状及效用评价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高速发展在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两型农业"是我国农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文章选取经济效益指标、资源利用效率指标、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指标、政策制度保障指标等针对两型农业在四川省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根据各个指标数据进行21个市(州)的效用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高于全国理想值(综合评价值F为2250.99)的有成都市、攀枝花市、德阳市、乐山市、眉山市、雅安市,其余各个市(州)综合评价值F介于1 577.66~2115.75之间,综合评议"两型农业"在四川省发展较好,符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标准。并提出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大力推广普及绿色生产技术、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大力实施"互联网+"体系构建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更多地区两型农业的推广应用提供借鉴。     

基于信息熵的黑龙江省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本文利用信息熵原理,采用1996-2008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对黑龙江省及各地市(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近几年来黑龙江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也不断降低；由于黑龙江省各地市(地区)土地类型比重差异较大,其利用土地的方式与程度不同,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区域差异明显.     

区域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差异评价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根据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内涵来构建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四川省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四川省各城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差异显著,川中、川东地区高于川西地区,此评价结果与四川省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部署相符合;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对四川省各城市进行障碍度诊断,发现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生态承载的障碍;为了促使四川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建议将土地高承载区的产业向中、低承载区转移,对于不同的土地承载力障碍区应采用不同的土地利用策略。     

甘肃省耕地质量等别特征与空间分布研究

[目的]摸清甘肃省耕地质量空间分布地区差异,整体把握全省耕地质量状况,以期为耕地保护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文章基于Arc GIS 10.0软件,以2015年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县级数据和省级汇总数据为主,采用克里格空间插值法研究了省域范围内耕地质量的空间格局,采用对比研究法、分类统计法分析了全省、各市州及各区域的耕地质量状况。[结果](1)甘肃省存在4个中等质量耕地分布区域。自然质量等别、利用等别和经济等别下的中等质量等值区逐渐缩小:在陇南逐步向东南方向缩进,在河西走廊逐步由张掖向西北缩进,在兰州白银一带由带状区域缩小至零星区块;(2)全省耕地质量分布在8~15等,平均为13.1等,比全国耕地平均等别低3.1等;(3)各市(州)和各二级区耕地质量等别差异明显,中等地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区,低等地集中在陇东和陇中地区。[结论]甘肃省耕地质量等别总体偏低,基于耕地质量的耕地保护策略值得决策部门进一步关注,应持续研究耕地质量随时间的变化态势并在评价过程中考虑"土壤污染"因素。     

基于PSR框架的农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从农地集约利用中的人地关系入手,将“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引入农地集约利用评价,构建基于PSR模型的农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四川省农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78-2008年四川省农地集约利用水平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且波动幅度较小;状态指数对集约水平贡献较大,压力指数贡献较小;PSR系统的协调度与农地集...     

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分析其时空变化,再利用GDP和人均GDP等数据探明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和耦合关系。[方法]文章利用人均最小耕地面积公式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利用地理联系率、重心模型等方法拟合了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重心与GDP重心、人均GDP重心演变轨迹,进而测算其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耕地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类型。[结果](1)1978~2014年间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从1.16震荡下降至0.91,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4年GDP达2.942 12万亿元。(2)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2010年耕地压力指数与GDP、人均GDP的地理联系率均超过95,三者的重心移动轨迹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结论]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明显,耦合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越来越多地级市的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指数逐渐趋近于1。     

How cropland losses shaped by unbalanced urbanization process?

Urbanization has widely known to directly consume swaths of cropland worldwide. Knowledge on what kinds of urbanization processes spared cropland is important for land use planning. This study offered insights on the impact of city level (city hierarchy: from the 1st to the 6th Tier cities) and urbanization modes (mega-city, city, town and village modes) on cropland losses through a first-ever continuous national survey on 345 prefectural level cities or above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We found that higher tier cit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more direct and severe losses. Specifically, over 80 % of the recent urbanization formed on cropland in the 1st Tier cities, and the newly 1st Tier cities suffered the most rigorous losses. At national level, mega-city mode urbanization resulted in direct cropland losses (80 %) and the village mode was associated with prominent high-quality ratio (45 %). Town mode spared cropland more than village mode. However, ranking with urbanization mode was less obvious and even changed in the lower-Tier cities. At national scale, around 1.45 % of the total cropland area (approximately 2297 km² per year), including 1.06 % of high quality cropland area (approximately 852 km² per year), has been permanently lost. The most rapid cropland loss was in 2009 (3464 km²), and that of high quality cropland occurring in 2007 (1775 km²). Over 95 % cropland losses located in the east of the Hu lin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called for target adaptive planning with full considerations of city hierarchy and urbanization mode. Particularly, land use policies to effective support land development in small towns can potentially relief pressure on crop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