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影响——基于鄂粤两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950份农民工家庭生计调查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经济、社会、心理和综合等四个维度的城市融入指数,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入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社会资本投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在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投资比重增加,促进作用会随之下降。社会资本质量和层级会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层级的作用更加全面。不同的社会资本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有一定差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更为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农地收益、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基于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专项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所在地提供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分为三个维度进行衡量,即是否愿意融入到城市、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城市,以及是否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研究发现,(1)老家农地收益越高则显著降低了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的意愿;(2)打工所在地拥有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户口转换意愿的影响程度,大大高于养老保险对其的影响;(3)老家农地收益和打工地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三个维度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较为复杂。本文认为,应该实施以土地换户籍的政策、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尤其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补偿待遇,并将外来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范畴,以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和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文化资本包括以行为方式、语言风格、品位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为形式的文化能力型文化资本和以文凭、职业证书等为形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农民工文化资本的缺乏直接制约了其融入城市主体社会,同时,文化资本的缺乏影响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导致市民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进一步阻碍其城市融入.因此,政府和农民工自身都应做出某种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实现其城市融入,完成市民化过程.     

农民工“农转非”个人决策影响实证——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城市融入的视角,通过对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农转非"意愿调查的实证,梳理农民工"农转非"的个人决策影响因素,并检验重庆市关于农民工"农转非"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城市就业、生活情况和农村联系情况对农民工将"农转非"的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工作稳定性、家庭收入水平、城市住宅条件、城市社会保障参与度越高,在农村没有经济利益牵绊的农民工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因而其"农转非"的倾向越强。据此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公积金体系,并赋予优先分配权;完善土地弹性退出机制,创造和谐就业环境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影响其"农转非"个人决策的重要策略。     

城市化进程推动下农民工融入性就业探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不可避免。在我国城市中的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然而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就业歧视、劳动保障低、住房紧张、子女入学难、自身素质局限等问题都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排斥性因素,导致了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低。因此,提高农民工的身心素质,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解决住房紧张和子女入学难问题,消除城乡歧视等问题值得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经济建设的特殊劳动群体,他们年轻易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时尚和多样化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幢憬着城市的生活,但在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社会歧视性政策等阻碍着市民化的步伐.从社会劳动力供需出发,健全职业素质培训机制,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覆盖面,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将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收入与工作时间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城市融入与社会安全感的作用

近年来有关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和心理状态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本研究旨在发掘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民工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并以社会关系理论为基础,研究个体社会安全感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以河北省秦皇岛、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四个城市的310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工作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融入程度能积极促进个体生活满意的水平;个体的社会安全感越高,城市融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联系就越弱。     

充分重视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广义的农民工还包括在农村内部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流入城市就业并生活,成为城市新市民和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不仅是农民职业上的转变,而且是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变。农民工市民化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障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障碍;必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参与,构建新型私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区。     

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个体层面考察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发现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提高其市民化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八零”后、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和无房且低技能等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通过健康提升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劳动供给机制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初职和现职就业质量评价及就业流动性研究——基于辽宁省6县市农民工就业史的考察

农民工的城市就业及其质量是其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利用辽宁省6县市农民工的就业史数据,对他们的初职和现职就业质量做了较为科学的评价,对他们的就业流动性状况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认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机会不公平。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