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综合资源优化的减贫效应研究  ———以甘肃省贫困县（区）为例

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差别明显,同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减贫的效应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该文认为要消除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不应只依靠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由于农村贫困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在短期内仍然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还应当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作为减贫的主要思路。以甘肃省贫困县(区)为例,从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化、农村家庭综合收益的变化趋势和小山口村的减贫实践3个视角,对于农业综合资源优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农村水利建设减贫效应与政策优化研究

通过分析灵丘县的水利发展现状,系统论述农村水利建设与农村减贫的关系,研究我国农村水利建设现存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实施提高农村水利建设效率及优化减贫效应的政策策略,以期为水利部门开展水利建设、助力农村减贫提供有益启示与治理路径。     

农业科研投资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解释农业公共投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研究基于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减贫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提高而降低。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步入攻坚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但集中连片贫困区面临金融服务的门槛效应与排斥效应,传统金融减贫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急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达到金融减贫效果。本文首先对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运用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2010~2017年数据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农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力度等因素干扰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发挥。最后,从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和政策体系、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与社会保障方式调整等方面提出促进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政策措施。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山西省110个县的实证分析

[目的]已有研究只注意到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减贫增收效应,却并没有说明地理标志产品减贫增收效应的条件。文章旨在分析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农村发展的条件和路径。[方法]在理论上分析了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农村发展的两条主要路径,并使用山西省110个县的县级数据和计量模型,采用OLS和加权OLS回归方法,分析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及产业聚集度对农民人均收入和农业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拥有地理标志农产品是县级层面地方政府的自然优势,但只有形成一定的集聚程度并达到产业化才能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并对当地的农民收入有减贫增收效应。[结论]认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减贫增收主要有两条路径,首先,区域竞争优势对与该农业产业相关的经济资源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加快了当地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实现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一个新的"高位平台",从而促进农村减贫的进程;另外,推动当地农业的品牌化发展是地理标志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减贫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从区域入手,就不同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和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终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产生的减贫效应最为强烈,西部地区的贫困群体具有显著的脆弱性,然而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比中部地区要高,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最小。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西北干旱地区特色林果业扶贫效果评估——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根据新疆阿克苏地区485家特色林果种植贫困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户收入状况和创收能力两方面,实证分析特色林果业的扶贫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林果耕地面积、农户对特色林果业减贫效果的预期、政府扶持情况等因素对贫困农户收入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对特色林果业减贫效果的预期等因素对贫困农户创收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和创收能力处于稳健上升状态,特色林果业的扶贫效果较好。因此,应加快健全特色林果业扶贫利益联结的机制,拓宽特色林果业扶贫的方式,增强农户受教育程度及农业技术推广能力。     

森林碳汇项目有助于减贫吗?

基于2005—2014年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碳汇造林项目的项目地潮河林场、奋斗林场、二十八站林场和育英林场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森林碳汇项目促进减贫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森林碳汇项目通过促进社会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有助于减缓贫困,并且社会就业情况在减贫影响上比经济状况贡献度高;而森林碳汇项目造林阶段的造林面积对减缓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结果分析表明只有基于内生发展动力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设计,由"输血型"模式变为"造血型"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缓解贫困两个目标。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

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农村扶贫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战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但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返贫率较高,仍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面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相对贫困问题显现、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分析其农村扶贫模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寻求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云南省核桃产业精准扶贫效果研究

根据县域视角选择核桃传统生产大县、精准扶贫重点县——大理州漾濞县开展核桃产业发展现状及精准扶贫效果调研工作,分析结果表明:核桃产业在提高当地贫困户经济收入与促进当地就业方面的扶贫效果明显;但在核桃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政府监管不到位,技术创新滞后,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因此,应充分依托当地资源,加强政策引导,发挥市场作用,整合生产要素,促进三产融合,激发动力,提升贫困户的参与度,从而更好地发挥核桃产业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江西林药精准扶贫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以赣州9个贫困县区为例

对江西赣州集中连片的9个贫困县区的林药发展现状展开调研,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分析江西林药的生产要素、主要经营模式、产业结构特点及其存在问题,探讨支撑江西林药发展的精准扶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赣州9个贫困县区系野生药材资源富集区,林药规模生产特征初现,但未见第一产业主导优势经济集群效应,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组成待优化完善,林药与精准扶贫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为此,赣州9个贫困县区应依托丰富的中药资源,发挥第二产业优势,通过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培育各具特色的优势主业,建立良好的产业体系,助推第一产业健康发展,以较好地支撑江西林药种植的精准扶贫。     

林下产业精准扶贫典型案例分析

选取云南省泸水市三河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对150户林农进行问卷调查以及与当地相关负责部门座谈,分析三河村林下产业发展以及扶贫开发的现状,明确林农在林下产业经营、组织形式开展以及技能培训实施方面的选择意愿。结果表明:林农发展林下产业的积极性较高,但在发展过程中,林农会遇到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林农参与合作社的比例较高,且合作社为林农提供了科技、生产以及贷款等方面的服务,但企业的入驻率较低,林农对企业的了解程度不深;林农愿意接受各类技能培训,对已开展的培训效果较为满意,同时林农倾向接受技术类、经营管理类培训。因此,提出政府科学规划积极引导;合作社、企业加强宣传提供培训;林农转变思想主动发展等建议。     

贫困陷阱与贫困循环研究——以贵州麻山地区代化镇为例

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重视西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部分地区仍然发展缓慢或者返贫现象突出。该文以贵州省"十二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背景,着重从贵州麻山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收入水平低下、劳动力外流、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方面分析了贵州麻山地区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提出了贫困陷阱,并研究了导致该地区陷入贫困循环陷阱的原因。文章以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为基础,探讨分析了麻山地区存在的4因素贫困循环链,即环境要素制约型贫困陷阱、物质资本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基础设施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和人口因素制约型贫困陷阱。文章通过实地调查,结合现有理论基础,提出错综交织的循环链扣是麻山地区难以摆脱贫困的根源。最后,总结了摆脱困境的5条政策性建议。     

国有林场贫困测定与差异性研究

基于2008—2017年国家林业局对中国28个省(市、区)国有林场的调研数据,运用等价性检验的方法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可持续经营和发展能力层面上对国有林场的贫困测度和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贫困林场不一定位于贫困县,并且与国有非贫困林场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国有贫困林场区域异质性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有贫困林场在森林资源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因此,提出了相关林业部门应该鼓励国有贫困林场发展特色林产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改善职工生计条件;加强资金管理意识等政策建议。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

[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解决相对贫困和区域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缓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对贫困的表征指标,对2006—2014年西北民族地区61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相对贫困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变迁整体效应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所有地区都表现出第二产业的不足或定位不高的现象,但是对于拉动整体经济和构建产业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大量从业人员仍然集中于第一产业。[结论]由于扶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贫困人口由第二产业发展的直接获益有限。贫困人口的主要获益方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配,所以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变动始终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应当加大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强扶贫对象和措施的精准性,着重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