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申请工伤认定

继免收农民工子女借读费后．北京市将进一步解决流动儿童就学问题。下一阶段，北京将适当放宽打工者自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浙江农民工子女享受“全免费”义务教育

从今年春季入学开始，浙江省将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 早在2006年秋季学期，浙江省就已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今年又将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课本费。随着“借读费”的免除，农民工子女将能和浙江本地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而此前，浙江省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收取每学期小学300元、初中600元的借读费。有调查表明，借读费和赞助费约占浙江农民工子女教育支出的三成以上。     

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对4000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因素,发现打工地学校收费太高和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是农民工不愿带子女到城市就学的主要原因,而老家无人照顾小孩和希望自己抚育子女是农民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学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工作稳定程度、从事的行业类型等因素对其子女就学地点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努力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保障水平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随之出现的随迁子女就学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近年来,我县坚持把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问题作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深化就学机制改革,切实提高了就学保障水平。     

努力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保障水平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随之出现的随迁子女就学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近年来,我县坚持把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问题作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深化就学机制改革,切实提高了就学保障水平。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券"解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难

民工子女就学遭遇政策空白近两年,我国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提出了若干改进措施,但是,随父母亲进城的近2000万农民工子女(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似乎成了被这些政策遗忘的角落。民工子女的就学一般来说有三种选择:进流入地城市公办学校;进专门招收打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留守家乡。但无论哪种选择,都遭遇尴尬局面:公办学校就学难。近年来,各地教育部门也开始关注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许多公办学校纷纷向民工子女开放,如浙江省绍兴县126所公办小学和29所初中均向外来民工开放;武汉市教育主管部门在媒体上公布了313所公办中小学的…     

破开城乡二元教育结构的坚冰--透视农民工子女就学借读费、择校费的取消

终于取消民工子女进城上学的借读费、择校费了!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对此争相报道,打工者之声维权公益网还用了“特大喜讯”来作标题。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喜讯,不管是对于农民工兄弟,还是对于关心农民工问题的各方人士。但人们的欣喜,并不能掩盖这条新闻本     

北京市农民工生活与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九城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城市生活中的农民工在生活与就业方面的基本特征，揭示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打工收入为家庭收入最主要来源、就业渠道单一、业余生活单调乏味、缺乏培训等现实问题。并针对以上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探索新机制 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就学——重庆市渝北区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

渝北是重庆的北大门,无论是建设内陆开放示范区、保税港区,还是建设“两江“新区,都是战略高地和主战场。为把渝北建设为重庆对外开放“第一门户“,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打造长江上游“一流教育强区“的奋斗目标,对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既提出了更高要求,又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探索新机制 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就学——重庆市渝北区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探索与实践

渝北是重庆的北大门,无论是建设内陆开放示范区、保税港区,还是建设“两江“新区,都是战略高地和主战场。为把渝北建设为重庆对外开放“第一门户“,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打造长江上游“一流教育强区“的奋斗目标,对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既提出了更高要求,又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

本文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研究了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的个体、家庭和城市因素。本文发现,流动人口子女的性别和年龄、流动人口的工作类型、流动人口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和城市公办学校的教育政策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的选择都有显著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观测到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收入对其子女就学地选择的显著影响。     

农民老谭情倾农民工子弟

阅读提示:为了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他押上家当倾其所有,创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了农民工子女上得起学,他收费低廉不计利益,有时还倒贴;为了农民工子女圆读书梦,他坚持办学八年,默默奉献。     

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脆弱性与预期生活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子女随迁,社会保护作为个人能力之外的保护体系对农民工及家庭成员在城市的长期生活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城市社会保护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保护、企业保护和家庭保护三位一体的城市社会保护显著地提高了农民工子女随迁的概率;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中弱势群体子女随迁的影响更显著;农民工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积累以及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子女随迁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不同城市规模中农民工社会保护对子女随迁作用具有异质性,在特大城市最为显著。积极完善农民工城市社会保护体系是促进家庭化迁移的有效之策。     

起跑时他们就输了吗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民工的子女时,一幕幕情形让我们感到揪心:12岁的陈其国因交不起300元的借读费而黯然辍学;小姑娘唐静捧着变味发馊的饭盒向往着“有菜有肉”的公办学校食堂;小刘蝉怯生生地向学校教务处的每一个老师解释:“我爷爷现在交不上学费,您先让我上课,过几个月一定补上……”同样是孩子,只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农民,在受教育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上,从起点上他们就远远地落在了城里孩子的后面。     

进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政策框架设计

近几年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根据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性质，义务教育应采取以政府提供为主，市场提供为辅的方式。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此政府应该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简讯

财政部：20亿元支持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 日前，中央财政已下拨2009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财政部要求，各地在安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时，要向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条件薄弱的城市公办学校倾斜，     

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变迁及其幸福效应——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3年CGSS调查数据从迁移结果角度对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总体水平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将其家庭化迁移模式分为配偶随迁、子女随迁、父母随迁、配偶子女随迁模式、配偶子女父母随迁模式、配偶父母随迁模式、父母子女随迁模式等七种家庭化迁移模式。研究发现,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趋势进一步明朗,配偶子女随迁模式和配偶随迁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未婚城市农民工父母随迁模式的比例有所上升。城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模式存在着年龄和地区差异。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结果发现,流入地家庭规模越大、携父母随迁、携配偶随迁会提升城市农民工幸福感,而非家庭化迁移则对城市农民工的幸福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农民工的这一家庭化迁移历程有利于其真正在城市稳定迁居,实现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