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改革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主要通过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和人口迁移而获得,对教育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二战以来,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发达国家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的发展也是适用的。本文将从教育培训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应该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的来看,农村人力资…     

人力资本空间集聚机理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人力资本空间集聚有其自身独特的形成机理;人力资本载体的易流动性、人力资本集聚的规模效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地域偏差以及人力资本集聚路径是形成人力资本区域集聚现象的主要原因;以山东省为个例进行了论述,以期探寻其人力资本空间分布非均衡的机理并得到相应的结论.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主体之一的居民家庭投资为着眼点,以陕西农村的10个样本县农户教育投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探求影响农村家庭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身体状况、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兴趣、校途是否安全、未成年子女数量、本地教学质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家庭信贷可获性因素9个变量对家庭教育投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政策建议。     

工资协商制下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均衡模型

由于人力资本的“天然”属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别于物质资本投资决策,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投资客体信息不对称,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工资制度是影响投资主体和客体进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资决定和制衡机制———工资协商制度,建立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博弈均衡模型,以探讨工资协商制度下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均衡策略。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思考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提出了群体价值计量模型、未来收入折现模型、非购入商誉法等计量模型,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内容的具体化、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收益率的异同等。基于此,从净现金流角度重新界定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概念,完善了包含倍数效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模型,并提出了倍数系数的确定方法。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1985-2007年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健康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工资性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各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中,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迁移投资次之,健康投资的影响为负.文章还对以上结论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

本文在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工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7个地级市在城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并对比CHIP数据,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结论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教育收益率仅达到了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其年龄及工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达到最大工资水平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工龄分别为41.4岁和17.3年;只有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农民工才会呈现出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但教育收益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户籍地差异;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其工资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家庭规模、城市环境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思考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提出了群体价值计量模型、未来收入折现模型、非购入商誉法等计量模型,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内容的具体化、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收益率的异同等.基于此,从净现金流角度重新界定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概念,完善了包含倍数效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模型,并提出了倍数系数的确定方法.     

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研究——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个案

本文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 ,从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研究表明 :①进城农民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很低 ,他们参加劳动的年限甚至具有负作用 ;②对进城农民来说 ,城市生活本身具有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意义 ,而务农经历可能导致消极的影响 ;③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改变女性在收入上的弱势地位。可以认为 ,由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体制障碍 ,从而难以实现人力资本的配置功能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估算

本文从教育和职业技能两种最重要的形式出发,使用分位数回归估算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显示,首先,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平均收益率为3.71%,随着工资分位的上升,教育收益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且在工资分布的顶端达到最大值。其次,与小学相比,初中、高中的收益率在工资分布的中、低端显著大于0,但在较高分位处却并不显著;而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收益率在全部工资分布上均显著为正值,并且在工资分布的顶端达到最大值。第三,初级技能没有对农民工工资产生显著影响,但中级技能的收益率不仅显著为正值,而且在中上分位处达到最大值;高级技能的收益率在工资分布的中高分位处显著为正值,并且逐步上升。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和福建三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浙江和福建3县（市）69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浙闽山区的多数农民愿意采取竹林培育新技术，毛竹笋用林培育技术类型已成为当前竹林经营的主要方向。文章提出政府在制定推行竹林培育新技术的宣传策略和技术方案时，应使技术指向更加明确；在技术传播途径的选择上要通过综合应用公众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播形式，并特别关注示范基地和示范户建设，形成活跃于农村的科技示范户，通过他们实现毛竹培育新技术在农村社区的快速传播。     

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地区差距及政策选择

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食品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传统的扩大当地粮食种植比重、提高自给自足水平的政策选择并不利于提高粮食和食品消费水平和缩小地区差异 ;影响我国农村、尤其是贫困缺粮农村地区农民粮食和食品消费水平最主要的因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更有效地提高这部分弱势人群粮食和食品消费水平的政策选择应是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和健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市场流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