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

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将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机制细分为信贷约束缓解机制、信息约束缓解机制和社会信任强化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不仅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增加了农户的信息可得性,还通过特有的社会信任强化机制提升了农户的社会信任感,最终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业绩效。同时,数字金融对非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非常显著,对涉农创业和发展型创业的影响不明显。互联网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有正向影响,而银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数字金融使用对那些具有较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群体影响更大。     

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流转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为防范农户陷入贫困和解决农村贫困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研究方法:本文借助2016年湖北省1682个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分解法,分别考察国定贫困线、1.9美元贫困线和3.1美元贫困线下不同类型土地有无转出和转出面积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土地转出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且农户贫困脆弱性随着转出土地面积的增加而降低;从土地转出的异质性来看,水田转出对缓解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为明显,旱地转出的效果次之。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户收入,从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     

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 ——来自安徽金寨的证据

研究目的：探究宅基地退出在脆弱性视角下的减贫效应,厘清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路径。研究方法：基于2019年安徽金寨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模型,基于期望贫困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宅基地退出的减贫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宅基地退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1）在现行贫困标准下,有18.66%的农户面临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2）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3）宅基地退出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来降低贫困脆弱性。研究结论：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宅基地退出与扶贫的联动机制,改进返贫预警的识别机制。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 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 （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 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微型金融的普惠效应实证研究--基于6省4220户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全国6个省份60县42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微型金融机构的普惠效应,即小额信贷是否为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户提供信贷支持以及能否利用自身特殊的贷款机制拓展农村金融的覆盖面。实证结果发现,微型金融机构能够将信贷服务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中等收入群体延伸,其普惠效应主要源自其依托现金流为核心的信贷技术,能够克服传统金融机构大多依赖抵押品的不足。但是,小额信贷的金融普惠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无法覆盖那些收入不稳定的贫困程度较深的农户,该结果在采用多层阈值定义贫困农户后依然稳健。     

土地确权是否具有益贫性?——基于贫困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贫困地区1898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通过土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和缓解信贷约束三种中间传导机制,分析土地确权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土地确权有助于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其作用机制是,土地确权促进土地转出,提高了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土地确权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工资收入水平;土地确权所获得的抵押担保权属能够提高信贷可得性,缓解信贷约束、改善经营状况。在全面推进土地确权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加大贫困户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力度,完善土地金融化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土地制度在精准扶贫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北大核心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向较为隐形的相对贫困,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重要指标,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产占比、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在金融素养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占比、鼓励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扶贫攻坚战略已步入成果巩固阶段,贫困不再仅是物质贫困,还延伸至风险及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农业风险是中国农村因灾致贫的根源之一,若政策性农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所致损失,就有望降低贫困脆弱性。本文基于典型村庄调研数据,对样本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结果显示非建档立卡农户仍具有贫困脆弱性,存在返贫的可能,同时“随机性-暂时性”贫困农户占比较大;农业风险冲击下,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区分建档立卡农户与非建档立卡农户后可见,保费补贴对建档立卡农户缓解贫困脆弱性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研究结果表明,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为目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巩固脱贫成果、缓解贫困脆弱性及防范返贫具有重要作用。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吗——基于RIF回归分解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讨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分解实证考察农户创业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创业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农业创业对农户有显著增收效应,且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非农创业仅对中高收入农户具有增收效应。(2)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收入分解结果表明:结构效应是造成农业创业农户和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因,特征效应是造成非农创业农户和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因。(3)分解特征效应和结构效应表明: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特征差异和特征回报率差异是造成创业农户与不创业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要素。     

农村收入差距抑制了农户创业吗?--基于流动性约束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态势,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农村收入差距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概率,基尼系数每提高0.1单位,农户创业的概率下降1.45%,这一数值约为农村地区创业比例的21%,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通过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效应和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降低了农户创业的参与人数、经营规模、经营绩效和新创企业的概率,并显著提高了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概率。机制分析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升了农户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并降低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农户创业。此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低教育水平、中低收入阶层和中西部地区家庭产生了更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农村创业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对更好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农村的贯彻实施具有政策启示。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