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动态计量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分别建立土地集约利用及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动态计量经济方法与模型研究分析了该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的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水平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二者在短时期内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但长期表现为均衡关系;(2)因果检验发现二者存在较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土地集约利用的Granger原因为经济发展;(3)二者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影响较大、变化响应强烈,其对土地集约利用冲击影响的解释水平达到了95.3%;而土地集约利用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影响较小、变化响应微弱,其对经济发展冲击影响的解释水平仅为4.7%。因此,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需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促进区域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     

资源场理论与土地利用的空间均衡配置——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利用资源场理论研究了土地利用的空间均衡配置问题。本文以江苏省为例，研究了区域土地利用的资源势以及资源势差。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目前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并没有完全按照资源场论发挥其比较优势。按照资源场论分配建设占用耕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将是江苏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矛盾的有效途径。     

人口城市化水平与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协调分析——以宁夏沿黄城市带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扩张用地和耕地资源数量之间关系日渐复杂。本文以宁夏沿黄城市带为例,在分析人口城市化发展进程与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基础上,从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两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运用协调度模型评价分析了自1990~2011年城市化进程与耕地资源数量动态变化的协调性,并对未来协调关系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二者关系在较协调、基本协调、调和和不协调状态之间波动,未来研究区要保持城市化水平与耕地数量的协调发展,耕地资源保护形势严峻。     

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的基础上,测度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运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探讨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中国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经济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却存在失衡,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达到33.81%;经济发展是土地集约利用的格兰杰原因,而反向关系得不到实证支持。因此,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     

国际可持续集约化发展经验及其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

研究目的:厘清可持续集约化概念内涵和研究态势,梳理国际经验并研判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和例证法。研究结果:(1)可持续集约化是协调粮食需求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矛盾、因地制宜优化耕地利用、提升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途径;(2)可持续集约化符合SDGs,与中国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耕地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契合;(3)国际可持续集约化研究丰富,实践广泛,可为中国耕地利用和保护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持续集约化理念内涵及其国际经验为中国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格局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保证数量充足和质量优良的基础上,构建"用养结合"的动态平衡体系,创新耕地利用与农业经营模式,加强耕地养护和生态养育,确保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70年：历史嬗变、现实探源及路径优化

研究目的: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嬗变过程,凝练政策演化的综合归因和隐性规律,廓清新时代耕地保护方向。研究方法:归纳演绎法和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经历了"意识觉醒—概念深化—制度发展—转型完善"的过程;(2)耕地保护制度的内涵变革呈现出从"数量"转变为"数量+质量",再跃迁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均衡管理,完成了由"国策—基本国策—生命线—红线"的地位进阶;(3)耕地保护的现实障碍主要源于行政体制、资源本底、质量风险和生态健康4大逻辑本体。研究结论:耕地保护面临体制效能发挥不充分和区域空间不均衡的新矛盾,应加快形成"多元共同体+制度平台+科学测算+监管体系+学理认知"的耕地结构域保护多维交互优化路径,支撑新时代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发育成长。     

广东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问题探讨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广东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在大幅增加,对耕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耕地保护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双重任务、需求与供应的双重矛盾、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本文根据近年来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耕地变化情况,对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实施耕地保护进行探讨。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概况近年来,广东发展势头强劲,经济总量持续增长。1997年～2004年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 D P)年均增速为11.15%,人均G D P由1997年的10428元上升到2004年的19736元。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     

土地资源错配与经济波动──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方法:在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影响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国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1)短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短期土地资源错配对经济波动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密度边际波动与降低扩展边际波动来实现;长期对经济波动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增大密度边际波动来实现。研究结论:虽然在短期土地资源错配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减缓经济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会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地区创新能力提升,从而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容易引发经济波动。     

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过程的内在原因,以助于协调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耕地保护工作与未来经济运行相一致。研究方法: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利用Eviews4.1软件分析。研究结果: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并不一致,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须将城市化作为切入点。     

生态文明视野下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研究 ——以福建省宁德市为例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城镇化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是福建省宁 德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确定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后,对耕地面积、城镇化水平变化情况进 行了描述。整体来看,随着宁德市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数量呈下降趋势。表明耕地保护任务还很 艰巨。利用协调度指标对宁德市1978～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两者关系经历了不协调,协调,不协调3个阶段。这反映了城镇化建设与耕地资源保护的矛盾。对耕地与 城镇化水平变化的曲线拟合发现有代表两种发展趋势的倒S曲线、倒U曲线,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推进, 耕地面积有可能缓慢稳定,但也可能加速减少。后者是要极力避免的一种趋势。为研究城镇化水平与耕地 面积的动态关系,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主要结果表明,城镇 化发展对耕地面积变化作用逐期增大,从第4期开始稳定在5.2%左右;耕地面积变化对城镇化发展影响 逐渐变大,在第1期对城镇化发展影响为10.61%,到第10期达到20.43%。最后,论文提出了严格执行 耕地保护制度,积极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我国耕地变化驱动力研究进展：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

[目的]综述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与驱动机理,为未来丰富相关研究以及针对性地制定耕地保护对策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主要应用了文献分析法、分类统计法和比较分析法。[结果](1)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子主要包括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往往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经济状况、区位条件等社会经济因子在短期内对耕地变化的影响较大,国家政策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因子。(2)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分别通过改变土地生产潜力、影响耕地和建设用地平衡来驱动耕地数量变化,社会经济因子中的政策因子通过强化或减弱土地某项功能对耕地变化产生影响。(3)自然因子对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在快速城镇化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依次增强,社会经济因子的驱动作用依次减弱,政策因子是所有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4)快速城镇化地区、粮食主产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耕地数量变化分别主要受到建设占用、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压力、自然条件限制及退耕还林驱动。[结论]探究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和驱动机理是提高耕地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当向全面分析耕地变化内涵,定量研究政策因子,衔接耕地保护对策制定等方向发展。     

芜湖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变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耕地保护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1996~2012年芜湖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3个主要指标,分析芜湖市1996~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预测未来短期内耕地数量变化趋势,从而有针对地提出耕地保护的有效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芜湖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耕地数量变化显著,且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皆存在密切关系。为避免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芜湖市应通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强耕地质量管护等方式进行耕地保护。     

中国城市化与建设用地增长动态关系的计量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城市化和建设用地不同阶段相互影响的动态机制。研究方法：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处于均衡状态，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是城市化步伐推进的必然结果，但在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是诱导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的直接因素；（2）建设用地的粗放利用不是城市化步伐推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相反在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3）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有限；（4）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在近期对建设用地数量增加的解释力偏低，而在远期基本能对建设用地数量的增加予以解释。研究结论：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就必须充分发挥城市化发展对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在近期适当控制建设用地的扩张，远期则需选择用地节约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重庆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关联测度

[目的]为探求重庆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用1997—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数据,分析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为重庆市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等计量分析方法分析重庆市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结果](1)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呈正异速增长类型,城市各功能性用地扩张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体。(2)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和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呈同质性变化特征。(3)GDP在滞后1、2阶时,在90%、99%的置信水平下,经济发展是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Granger原因;但城市建设用地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不明显,说明盲目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4)经济发展主要受自身波动的影响,短期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作用明显, 90%以上的城市用建设用地扩张在经济发展波动中得到解释。[结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限,但经济发展是推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因素。未来应深化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关联的研究,制定差别化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管控政策。     

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社会经济因素的计量分析

在测度2001—2009年湖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础上,选取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率为社会经济因素,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城市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城市土地集约度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达到68.36%。因而,政府应采取长期和短期结合的策略,加大城市建设的投入,加强土地利用管理,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使经济和城市化有序发展。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城市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实现途径。研究方法：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结果：中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内却是失衡的,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各异。在东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随时间推移而递减,短期内降为0;在中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长期存在;在西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效应短期内为负,而随时间推移变为正值且逐渐增大。研究结论：促进城市土地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促进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主要手段,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应根据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政策着力点。     

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徐州市为例

以徐州市1987～2003年耕地面积变化数据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耕地数量变化及区域差异的分析,得出徐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时空规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徐州市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归纳为4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口规模增加以及耕地保护政策严厉化;针对耕地变化的不同驱动力提出徐州市加强耕地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发展有机农业，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

我国在耕地利用方面长期只注重数量的保护，而忽视质量的提高，长期施用化肥、农药等现代农用生产资料。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发展秀机农业可以实现用地和养地的结合，而且我国在发展有机农业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对发展有机农业，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分析其时空变化,再利用GDP和人均GDP等数据探明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和耦合关系。[方法]文章利用人均最小耕地面积公式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利用地理联系率、重心模型等方法拟合了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重心与GDP重心、人均GDP重心演变轨迹,进而测算其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耕地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类型。[结果](1)1978~2014年间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从1.16震荡下降至0.91,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4年GDP达2.942 12万亿元。(2)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2010年耕地压力指数与GDP、人均GDP的地理联系率均超过95,三者的重心移动轨迹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结论]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明显,耦合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越来越多地级市的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指数逐渐趋近于1。     

基于GIS网格技术的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研究——以江苏宜兴市为例

[目的]通过运用网格化技术和综合评价法将研究区划分为4类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类型区,为创新县域尺度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的方法和技术体系,协调耕地保护、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有力支撑。[方法]文章以宜兴市为实证研究区,将城镇周边区域网格化,选取综合等别、距城镇和可建设占用区的距离等因子作为评价指标,确定永久基本农田约束划入区。同时,根据土壤综合污染指数修订耕地利用等,得到耕地综合等,然后以耕地距离城镇、交通干线的距离和空间连片度作为评价指标,对耕地进行立地条件评价并划分等级,最后将约束划入区以外的耕地以综合等-立地条件的形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区。[结果](1)城镇外延区被划分为1.232 0万个100m×100m的网格评价单元,在网格环境下,纳入约束划入区的耕地面积5 170.33hm~2,占全部耕地的9.65%;(2)耕地利用等修订后得到的综合等与利用等相比,耕地等别依然集中在4、5等,受重金属污染区影响出现了8等耕地;(3)约束划入区外的耕地被划分为优先划入区、适宜划入区及整治划入区,耕地面积占比分别为21.16%、40.52%及28.67%。[结论]通过网格化确定的约束划入型主要分布在规划选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区和有条件建设区,与城镇主要发展方向一致,既满足了城镇连片发展的需求,也实现了对城镇周边优质耕地优先保护;优先划入型分布在城镇周边或交通干线沿线,区位条件优越,且耕地质量高;适宜划入型在立地条件或综合等方面有较大发展潜力,可通过整治措施提升其质量水平;整治划入型受重金属污染严重,综合等别较低且立地条件较差,在经过差别化的土地整治后可作为入选永久基本农田的后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