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农地制度改革的认知——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资料分析

本文依据安徽省农户抽样调查资料，对农民关于现行土地承包制度、未来农地制度改革方案以及失地农民保障措施的认知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农地制度改革应强化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民主权利；改革过程应努力避免农户之间利益分配出现剧烈的变动；农地制度改革的侧重点应集中于农地的征用制度改革。     

论我国农地权利及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演进

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历经了农民土地私有权及人民公社集体土地所有权"一权";集体农地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两权";集体农村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的"三权"。与农村土地权利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历经了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人民公社统一经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在多种农村土地权利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最为科学的是将农村土地按用途分类,实行农用地"三权分置";与"三权分置"相适应的是现在各地农村正在逐渐转向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经营模式。     

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农地"两权分离"之后的又一大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民增收。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进行理论与实践分析。理论上农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是基于农地流转市场的两端连接着农地流出农户与农地流入农户,农地的流出农户通过农地流出与非农就业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地的流入农户通过农地流入达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农地"三权分置"实践并没有达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目标,农地所有权的长久不变具有稳定农民收入增长率的作用,但不具有增收作用,农地承包权的长久稳定只具有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农地经营权的活化只具有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国家在将农地产权让渡给农民的过程中,应逐步提高农民的自我权利配置能力,比如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正>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确保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增加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和增进他们的福祉,就要在稳定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近日,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要求。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需要进一步稳定完善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项改革把农户确立为农业经营的主体,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几亿农民的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小农户如何走向农地规模化经营——来自农民工回流农户的证据

“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如何在传统农业改造中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促进小农户走向规模化经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命题。农民工回流形成的人力资本补偿与经营方式转型,对于助推中国农业现代化及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6年和2018年两期数据,考察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地转入及其规模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留守农户,回流务农农户具有更强的农地转入需求,且农地经营规模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回流农民工通过机械替代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性贷款,促进了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不同类型的回流农民工对农户的规模化经营具有差异性影响,其中主动回流、近期回流以及主业务农的回流农民工更有助于农户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另外,在地权稳定与农机服务供给完善的村庄情景下,农民工回流能发挥更大的农地经营规模扩大效应。文章认为,在诸多的小农户中,有过迁移经历的农民工回流务农农户能自发地走向规模化经营,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动员的基础性力量。     

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

农地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什么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不选择将农地流转给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租金?对此,本文构建"依赖特征—价格幻觉—价格机制失效"分析框架予以解释,并利用全国6193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对农地资源价值评价维度的不一致。其中,农户(作为农地潜在转出方)对农地的多重依赖以及对农地的多维价值评价引发的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离地进城就业的忧虑、对农民外出就业扶持政策的不满意以及对承租户种植作物品种的控制意识,会显著增加农户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可能性;对于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农户,改善农民对进城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降低其农地价格幻觉程度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农地流转市场性质的理解。     

农地价格幻觉:由价值评价差异引发的农地流转市场配置“失灵”——基于全国9省(区)农户的微观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农地流转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市场规模的扩大。为什么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不选择将农地流转给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营主体从而获得租金?对此,本文构建"依赖特征—价格幻觉—价格机制失效"分析框架予以解释,并利用全国6193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价格机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对农地资源价值评价维度的不一致。其中,农户(作为农地潜在转出方)对农地的多重依赖以及对农地的多维价值评价引发的农地价格幻觉,大大降低了其参与农地流转的可能性。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离地进城就业的忧虑、对农民外出就业扶持政策的不满意以及对承租户种植作物品种的控制意识,会显著增加农户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可能性;对于存在农地价格幻觉的农户,改善农民对进城政策的满意程度是降低其农地价格幻觉程度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农地流转市场性质的理解。     

农民“带地”城镇化:争议及其应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顺利推动农民城镇化必须厘清农民和农地的关系。学界对农民是否"带地"城镇化存在争议,指出"带地"城镇化不利于农民享有均等的农地承包权、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本文认为这两方面的风险可以通过政策设计加以避免。具体而言,在确保农民均等的地权方面,应坚持农地集体所有,严控农户农地承包权规模,放宽农地经营权规模,同时,确认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农业兼业化不妨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地租亦不影响农业规模化的实现,关键是制定规范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划定地租的最高界限,同时,应加大国家支农力度和农业科技创新力度,使各种惠农政策真正服务于农业经营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三权分置”下农地经营收益分配的法治保障

农地经营收益的公平分配直接关系到"三权分置"的顺利推进和目标实现。农户和土地经营权人是农地经营收益分配的主体。收益分配制度应当兼顾自由、效率和公平价值理念。应充分尊重农民权利和自主性,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政府应当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制度激励,促进规模经营收益的有效均衡分配。     

因地制宜发展多元化农业经营模式

<正>对未来农业经营模式基本走向和发展道路的判断应作为农地流转政策导向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由基本国情所决定,中国不可能仅有一种农业经营模式。但鉴于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发展现代农业不能忽视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的基本农情,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的模式不应成为农地经营模式的主流。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化、混合型的各种农业经营模式。鼓励集体所有农地     

农民对农地制度的认知

农民对农地制度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认知程度。绝大多数农户对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持赞成态度,而对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却意见较大,认为村干部土地决策权限过大,有时对农民的正当权益构成侵害。资料显示,一些地区农户得到的征地补偿款被村集体以各种形式截留了相当比例。     

关于农地租赁与转租几个问题探析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一项基本制度,目前大多数集体土地按照人口或劳力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土地的农户则相应地缴纳农业税、村提留和乡统筹等费用.与此同时,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非农产业发达的城市郊区,近年来,农地租赁发展较快.     

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土地及其收益，是农民最重要、最大的权益，是农民根本利益之所在。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就是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土地权益的核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     

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调查分析

本文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农业经营者的老年化、低知识化现象是导致农地经营效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这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行；农民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既为一部分农民放弃农地经营权、实现土地的适度集中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也造成农民农地经营积极性的下降，愿意实施规模经营的农户数量不足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个人务农年收入和农业生产流动资本的投入是激励农民扩大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两个重要因素；家庭劳动力数量成为影响其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决定性因素。     

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租金契约优于分成契约——兼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

在发展农地股份合作社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将建立合作社与农民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作为重要课题,"固定收益+浮动分红"式的分成契约成为合作社的核心制度安排。然而,实践中,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分成契约被固定租金契约广泛替代,引发对农地股份合作社制度有效性的争论。本文从两个层面讨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租金契约安排:一是在土地出租人与承租人作为自然人的层面上,基于张五常和巴泽尔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认为在当今中国农业生产约束条件下,由于政府投资土地改良、货币地租普及、技术进步和农业保险的发展以及有效控制契约中的相关属性,使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固定契约成为优于分成契约的制度安排;二是在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层面上,考虑大量兼业小农参股合作社以及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政策,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农户土地承包权不完整以及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权缺乏竞争市场,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可能性很小。农地股份合作社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功能定位,优先选择固定租金契约,并把服务内容限定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租地契约执行、管护农地资源等方面。     

论“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实施"三权分置"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提供了新途径。落实集体所有权,应通过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重建农户承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行使规则;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应立足于实现农民集体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初始取得集体所有的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经营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土地经营权因其取得方式的不同有租赁权和用益物权之分,而且两者的法律效果不相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业经营主体法律保护机制以及地权登记与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融资担保机制有待完善。为坚持和维护家庭承包经营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需完善以农民集体成员权为基础的农户承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建设应立足于建立以土地经营权租赁为主、兼顾其他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机制和承包土地的经营机制,建立以小农生产经营现代化为目标的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制度。     

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农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及规模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4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规模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流转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资源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入参与行为呈现"马太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弥补农户分化对农业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等政策建议。     

“三权分置”中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双层权利置换模式构建——以贵州省盘州市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调研为例

当前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均遭遇到由于制度的合成谬误导致的制度瓶颈。贵州省盘州市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改革的抓手,以"农民变股东"的方式将原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为股权;土地股份合作社再以农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农地变资本"实现了农地权利的双重置换,真正实现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设想。与此相应,应出台配套法律制度,真正释放制度变革的巨大红利。     

入世我国农业经营组织面临挑战

当前，我国农村实行以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能否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国内农产品市场开放和国际农业竞争加剧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已成为摆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面前的迫切问题。一、我国农业经营组织的现状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组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多种农业经营组织共同发展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一）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是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营组织。党中央坚持解放…     

河北省农地流转利益分配机制研究

目前,河北省农地流转在流转目标、行为中都存在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流转利益分配方面.由于农民属于弱势群体,加之地方政府的权利寻租行为,地方政府和农民利益博弈的结果通常是农民利益被侵占,农地非农化流转愈演愈烈.随着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利农护农政策,并通过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改变了土地经营的外部环境,土地流转面临着新的形势.本文从分析农地流转中利益分配中存在问题出发,基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探索促进农地流转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