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的调查数据

文章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依据,基于江苏省徐州市820位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影响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主观规范、行为控制变量对农户参与资金互助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行为态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观测变量政策意见、亲朋意见、能力禀赋和精力禀赋等对农户参与互助社行为有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采取政策扶持等措施增强农户参与互助社的意愿,以促进资金互助社健康发展。     

农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合作金融“共跻监督”的视角

本文基于"共跻监督"的视角,通过建立监督的成本与收益模型、社员间"共跻监督"的博弈模型,理论分析了合作金融的"共跻监督"对缓解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825户农户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共跻监督"机制对农户正规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农民资金互助社能够降低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的数量配给、交易成本配给的程度;"共跻监督"是一种有效的抵押品替代机制,它降低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借贷成本和交易风险;此外,在"共跻监督"机制的作用下,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资金的机会有所增加。     

失地冲击下农民福利的改变和分化

本文根据对武汉三里镇的实地调查,运用模型对城乡交错区域农户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和福利分布进行了实测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失地冲击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具有多重性,福利分布的不均衡对农户福利测度影响显著;失地变迁后,农户整体的综合福利水平下降。从子维度角度,失地后的短期经济收入福利和居住福利没有降低,下降主要是因社会保障、社会心理等保障长久生计生活的子维度福利降低所致;失地冲击促进和强化了福利分布的马太效应,使农户群体失地后的福利分布更加不均衡。     

强制性水权制度变迁及其改进:来自张掖市的证据

为研究水权制度变迁的过程,判断水权制度变迁的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来考察水权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以甘肃省张掖市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例,认为评价强制性制度变迁,不仅要考察其变迁的初始动力,还应和变迁过程、长期效率改进以及利益相关者福利变化结合起来.张掖市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作为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具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同时尚存在市场效能发挥不够充分,当地居民存在一定程度福利缺损,分水造成了某种意义上正的外部性等问题,依此得出改进强制性水权制度变迁的有益启示,以推动水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分析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我国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它作为合作金融的载体，连结市场和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民。目前，我国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的外部环境中既有促进其发展的积极因素，也有阻碍其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结合我国资金互助社4年多的发展情况，对互助社发展的外部环境状况进行客观分析，以便准确找到我国资金互助社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据此提出优化促进资金互助社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对策建议。     

贫困村资金互助社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四川省588家互助社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四川省588家贫困村资金互助社的机构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贫困村资金互助社自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互助资金总额、资金借出率、入社农户数、财政资金的杠杆倍数、资金周转率、提取风险准备金对贫困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贫困村资金互助社对贫困户的瞄准对其可持续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贫困村资金互助社要拓宽融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     

从生存到权利——建国以来农民福利状态变迁

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为标志,我国农民福利的发展经过了集体化时期的生存型福利、家庭承包制时期的生活型福利和新世纪以来的权利型福利三个阶段.从生存到权利,农民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福利供给模式也不断变化,经历了从集体、家庭到社会的转变.最终的发展实践与国际经验证明,农民福利必将走向社会化的发展道路.     

农民资金互助社的自律行为与监管选择

农民资金互助社是缓解正规信贷配给约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的重要渠道,但在发展过程中却时常发生偏离合作本质,甚至非法集资的问题。为探讨其原因并寻找解决办法,本文基于租值消散理论和演化博弈论方法分别研究了有、无政府监管时农民资金互助社自律行为的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论证了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利用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府监管的动力机制和提高政府监管动力的途径。基于研究结果,文中最后提出了农民资金互助社监管的政策建议。     

农村宅基地退出前后农户福利测度及其动态变化——以浙江省德清县201户农户为例

本文以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德清为研究对象,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原理,采用模糊评价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测度不同时期、不同安置模式下农户退出宅基地后的福利水平,分析农户福利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政府主导下整体推进的"村改居"宅基地退出,使农户综合福利水平上升,但农民身份的转换并未提高其经济福利,反而增加了融入城市的成本;(2)在不同的退出安置模式中,"住宅+货币"模式农户福利最高;(3)不同时期退出宅基地的农户福利水平不同,宅基地退出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纵向时间上的不公平性问题;(4)主动参与退出、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政策理解程度越高,抗风险能力越强,退出后福利越好;人均宅基地和家庭规模越大,退出后对补偿需求越高,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退出后福利越差。     

苏南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前后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讨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过程中农户福利的变化。本文首先提出构成农民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其次使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苏南农户"土地换保障"前后福利的变化进行衡量。结果显示,"土地换保障"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明显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293上升至0.439。从功能指标看,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社会机会、农民心理均有较大程度的好转;从异质性因素看,家庭抚养人口比重、劳动力非农业就业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农户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性影响因素。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户理性不及的反应——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两点思考

本文探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过程中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制度变迁的合理性和农户的反应。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因为农民认知上存在“理性不及的无知状态”。     

农户贷款利率改革的福利分析——以江苏、河南与甘肃农村信用社为例

本文以江苏、河南和甘肃农村信用社为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获取各地农户微观数据,探讨放开农户贷款利率对不同地区农户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农村信用社放开农户贷款利率,各地农户经济福利变动将有显著差异:在江苏为负,在河南与甘肃为正,即放开农户贷款利率不会增进所有农民的福利。从增进农户福利的政策目标出发,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应因地制宜。结合地区特征和农村金融机构服务半径等因素来探讨某地是否适合进行利率改革也许更有意义。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农户福利效应分析——以德清县东衡村、砂村为例

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德清县砂村、东衡村为调查样本区,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实地调研法获取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和CL权重法定量测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前后农户福利水平变化。研究结论:(1)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户总体福利水平有一定提升,但组织建设水平在入市后有下降趋势;(2)不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对农户福利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差异小;(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农村客观福利水平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农户主观福利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应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农户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不同群体带来的心理差异,探寻农村组织建设新模式,提高农民对信息的知晓程度,完善农民决策参与权,增强农户心理认同感与获得感。     

农民对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福利响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农民对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福利响应,事关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效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本文利用390份来自湖北稻区的农户调查问卷、运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实证分析并揭示了农民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福利响应及其影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福利效应在农民中的响应程度不高,对经济福利、生态福利、健康福利响应程度较高的农民比例分别为16.7%、34.9%、45.6%。Heckman Selection Model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影响经济福利响应程度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影响生态福利响应程度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年收入、交通便利性、地形、优惠政策重要性认知、环保法规认知,地形、优惠政策重要性认知、环保法规认知等变量则显著影响了农民对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健康福利响应程度。     

农民认知视角下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基于拓扑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农地制度拓扑模型,从农民认知视角对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农民认知对农地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村改革以来,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对农地制度的认知状态明显好转,推动了我国农地制度逐步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制度边界不断减小.为了加快农地制度的有效变迁、提高农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认知水平,包括明晰农地产权的内涵、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     

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的微观福利测度

研究目的:测度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了农民福利,揭示农民福利的变动机理与原因,期望对当前的理论争论提供新的启示,并对增减挂钩政策的完善与拓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研究结果:(1)测得农户整体福利指数为78.3025,表明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在较大程度上增进了农户整体福利;(2)从5大子系统的福利效应来看,最明显改善的是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公平感知状况居中,就业发展与家庭经济状况最不明显,这与农户福利诉求存在一定偏差,表明农民自主型"增减挂钩"模式尚存优化空间。研究结论:增减挂钩政策应围绕变政府主导为农民自主、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注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拓展。     

新一轮农地确权:福利效应、差异测度与影响因素

本文在农地确权福利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实地调查数据,考察了农地确权前后农户福利变化情况及农户之间福利差异,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探讨了引起农户福利变化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农户福利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农户间福利水平差距缩小;农地确权政策宣传情况、农户参与意愿和农地确权整体满意度对农户福利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户主年龄和村庄地理位置显著地负向影响农户的福利变化。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农户户主年龄在低端和高端分位点上对其福利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而耕地面积在中分位点上更加显著;地理位置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在中分位点上显著且其系数有上升趋势;确权颁证只能显著提升中高分位点上的农户福利变化的幅度;农地确权了解程度对农户福利变化影响的整体趋势是先增加后减少,农地确权参与意愿和整体满意度对农户福利变化的影响趋势为逐步增大。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基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

本文在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福利的变化,提出了农民福利构成指标,使用模糊评判方法对江苏省江都市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福利变化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集中居住使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443上升到0.471.其中,从功能指标看,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转换因素看,农民家庭被抚养人口比重、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农民福利变化产生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     

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营中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分析

基于农户联合、解决自身金融需求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农村普惠金融的重要实现形式。然而,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受限,合作金融功能弱化,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都影响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集体行动逻辑和公共物品私人供给模型,探讨资金互助组织集体行动达成的困境和实现条件,分析了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营过程中社员的共益权、自益权和救济权的内容及其实现情况,揭示了由于资金互助社发展过程中自身蕴含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进而影响到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和普惠金融目标的实现,提出不仅需要完善资金互助社自身制度安排、协调异质性社员的利益关系,还需要政府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明确权力边界、完善监管制度,促进资金互助社运营中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现。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制度解释

本文以制度范式来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变迁。本文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和变迁是国家及其代理人、农户和其他城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互动的产物,其中国家的角色非常重要。农户阶层对金融资源支配权的完整与否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未来变迁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