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势

本文从经济与政治关联的特定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村庄治理方式的发展趋向。指出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特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农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迅速变迁,村民自治模式将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并有可能最终突破村民自治框架,实现村庄治理方式的转换。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思路。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 ,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超越了一般农村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实行的单一性民主治理模式 ,通过能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权威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 ,实现了农村治理结构的新发展 ,形成了一套新的农村治理模式。实践表明 ,进一步处理好民主与权威、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优化农村治理结构 ,完善农村治理模式 ,是村民自治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中国共产党空间治理百年回顾：历史变迁与经验总结

研究目的：系统性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空间治理实践的历史变迁,总结建党百年以来党的空间治理的主要特征和历史经验。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1）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空间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4个阶段的历史变迁与演进,各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空间治理重点和治理手段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2）中国共产党百年空间治理历史经验为：主要矛盾与空间治理之间形成正向反馈机制,空间治理中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空间治理主体结构和手段在实践中不断优化。研究结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对空间治理的探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应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推动空间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平衡空间治理中的多元取向,优化衔接空间战略布局。     

构建中国乡村的治理模式探讨

乡村两级组织权力的弱化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乡村基层政府则既无能力、也无动力来满足国家和民众的治理需求.很难完成从汲取型组织向服务型组织转型的.更为严重的是,集体化时期建构起来的集体观念丧失殆尽,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也早在革命后经由共产党对代表传统的家族、宗族结构的消灭中而完全瓦解,加上畸形市场化的浸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治理危机,还面临"伦理危机".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研究

传统时期,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自治、宗族治理作为中间层的间接型治理模式,其固有的弊端使之难以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乡村治理必须及时转型。项目制为乡村治理机制转型明确了方向,使乡村治理逻辑从间接型治理逻辑转变为直接型治理逻辑。从研究"前项目时代"下传统间接型治理模式入手,进一步探寻了项目制与乡村治理转型的现实逻辑,以此发挥项目制在乡村治理转型中的优越性。     

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村镇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可看作是由代理成本和发展模式所构成的函数,由此可确定四类内部治理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详尽阐述了这四类内部治理结构的适用条件,并且认为村镇银行并没有一个最优的内部治理结构,各银行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恰当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而实现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论电子政务嵌入政府治理

电子政务作为政府治理的工具,其发展对于推进政府治理、实现善治大有裨益。但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执行技术,是认知、文化、结构和政治嵌入的结果,制度、组织结构的安排极大地影响着其使用和效果方式,并未能推动制度的有效变迁,反而出现了种种困境。本文主要探讨电子政务嵌入政府治理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传统乡村已向现代化乡村逐步转变，但在乡村治理方面，还未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如：村庄空心化、边缘化现象严重、人力资源流失、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下降、制度失灵以及乡村精神文明缺位等。面对困境，新乡贤能够发挥其率先垂范和激励情感的作用，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本文理清了新乡贤和乡村治理之间的内部关联，剖释了新乡贤的丰富内涵与现实价值，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策略建议，进一步强化新乡贤参与村治功能，走出乡村治理困境。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内部控制研究

公司治理是公司制度的核心内容,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公司经营效率的前提;内部控制是现代公司内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实现公司经营目标的有力保障。本文拟从公司治理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提出有意义的建议。     

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祛魅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前后对户内委托制度正当性的争议,表明实现村民选举权利无法作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本文由此质疑村委会选举制度所内涵的"选举权利中心论",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根本目标。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当确立。本文的主旨在于,将治理逻辑重新置于理解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

现代化是当今社会一大趋势。国家转型既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其条件。与现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转型体现在现代国家的建构。本文通过总结比较传统与现代国家乡村治理结构的几种模式，考察不同时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及其绩效，同时指出，民主合作模式代表了未来乡村治理结构变迁的理想目标与根本方向。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嵌入宗族社会网的自然村小型公共品治理——桂东南B乡K村互助基金的个案研究

自然村小型公共品由村民自主治理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兼容。处于制度变迁中的宗族社会网在自主治理中仍发挥独特的作用,把村庄公共品嵌入宗族社会网可能是解决自然村公共品治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农地流转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改革建议

农地流转从深层次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模式,通过控制土地、政治动员等来影响、组织或调动农民的传统治理方式变得越来越难以奏效。治理主体与内容都面临着新的改变,村庄内部出现了新的分化,而且村庄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内容已经不仅仅是完成上级任务、协调内部冲突所能涵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理顺村庄治理中的各类秩序,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论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审计模式选择

内部审计制度作为公司治理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何与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优化风险管理与价值创造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关键课题。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审计模式选择的互动关系出发,指出我国现行内部审计模式的优势与缺陷,并从其定位、职能与人员素质等方面展开解析,为构建完善的内部审计体系与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可行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