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在对南京市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建立Probit模型来研究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因素及其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村男性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比女性少71.34%,而年龄、技能、就业途径、家庭抚养率等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迁及面临的挑战

本文使用2000户农户跟踪调查数据系统分析1995—200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变迁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显著增加,男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自营工商业对就业贡献相对较小。由于我国非农就业水平总体已经达到较高程度,但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严重偏低,要在工资快速增长的环境下保持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让更多未来农村劳动力接受更好的教育。     

家庭禀赋、人力资本与城乡女性就业流动研究——来自湖北省的城乡调查数据

本文通过在湖北省调查的4442个城乡女性劳动力样本,分析城市和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流动性的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研究女性人力资本变量和家庭禀赋变量对她们是否外出、外出就业流动次数以及回流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禀赋和人力资本对于城乡女性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家庭禀赋变量在农村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就业的选择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人力资本对城市女性就业流动次数和回流选择的影响更为明显。总体来看,女性是否选择外出就业主要受家庭禀赋变量影响,而一旦女性选择外出就业后,人力资本变量将对其就业流动次数起主要作用。在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有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这种歧视削弱了女性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本文运用农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成员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劳动力外出可显著提高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而女性劳动力外出则显著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     

外出务工、汇款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估计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汇款对中国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非农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汇款只能部分补偿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出前后家庭规模的变化,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对农户留守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当前,在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就业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输出地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思考和重视。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

本文以中国家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S)为基础,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状况及劳动力转移在其中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发现:(1)在家庭收入提高的同时,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虽然仍比较大,尤其是东部,但无论是在三大区域内还是在全国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变化。(2)劳动力转移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相同转移特征家庭的组内不平等上。就时间变化来说,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外出务工工资的不平等改善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下降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3)在三大区域内,外出务工工资差异是东部总体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但在中西部其作用已明显弱化。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金湖县92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和排序Logit模型,讨论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正规就业和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正规教育水平和长期培训共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而技能培训则决定了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且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在正规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农户通过投资技能培训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具体而言,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和工资水平,且长期培训较短期培训作用更大,但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拥有技术职称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正规就业的概率越大,且其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越高。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284份调查问卷

基于江西省284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意愿越低，上年打工月收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打工途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有显著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家庭特征变量等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不明显.     

选择性转移、人力资本不均等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与以往大多研究隐含的劳动力同质假说不同,本文在农村劳动力具有异质性这一假定下,从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到城镇就业的角度研究了其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首先在构建农村劳动力择优性转移、城乡就业人员人力资本分布和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影响分析框架对三者间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假说,然后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中发生的大量劳动力择优转移到城镇就业,其对中国城乡间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等产生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后者又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又对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产生一定的反馈效应。这表明当前中国可能存在一种由农村劳动力择优转移内生性引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路径乃至循环,而这明显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同途殊归”: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6年在山东省和河南省开展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所获数据,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降低0.161。运用工具变量的CMP估计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进一步地,通过区分农户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和务工距离的不同,分析不同兼业程度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本文间接验证了外出务工的影响包括积累能力的积极作用和改变从业重心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并发现:从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影响的差异看,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的主要作用人群是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而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因此,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动,释放要素生产潜力,帮助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积累能力,是推广和普及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有效途径。     

教育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还是本地就业

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教育能提升个人获取迁移信息与实施劳动迁移的能力,并促使高教育素质劳动力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转移,形成教育投资收益的地区外溢效应。本文利用浙江、安徽和陕西三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两分逻辑回归方法,在控制个人外出和本地就业的预期收入差异的条件下,着重就教育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对农民外出就业机会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小学低层级教育具有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作用,而更高层级的教育则具有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的作用。     

农村养老实践类型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国6个地区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民与市场关系差异是解释农村养老类型出现分化的重要变量。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有着不同的市场化动力和能力，前者导致农民在就业地区选择上存在差异，后者导致农民在就业领域选择上存在差异，其结果是在中国形成了本地务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强工弱农以及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等三种家庭劳动力配置形态。而养老嵌入于家庭，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是决定养老实践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区域配置会影响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从而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日常陪伴；劳动力产业配置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以此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经济积累。由此，在农民与市场关系影响下中国农村养老形成了高、中、低三种养老实践类型。基于此，农民与市场关系视角的提出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中国农村养老现象的理解，充分体现了现代化转型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深远影响，也为进一步的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异地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对山东省17地市1873户农民的调查

本文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山东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劳动者的家庭规模、家庭身份、年龄、受教育年限,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劳动者的务农时间、外出就业的收入和外出就业的目的,都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就业方式选择的重要变量.我国要解决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农村异地就业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就目前来说,应该通过发展农村要素市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生活的期望值和把农村劳动力从家庭的羁绊中解放出采等措施以增加农村异地就业劳动力的供给;从长期看,政策着力应该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相对减少对农村异地就业劳动力的需求.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农村经济发展效应

"三农"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针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喻的研究,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借助宏观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计算出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总体上看,非农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瘟显著.     

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关系研究:1983—2009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现象,市场化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本文定量分析了1983—2009年市场化进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化进程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负担的消费支出与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例、城乡收入差距分别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推力、拉力因素,正规教育程度不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跨区务工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农村—城镇流动人口数据,估计了务工距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务工距离与个体特征变量间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与务工距离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不突出,表明农民工的家庭形态差异及居住地异质性在背后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阳光”照耀打工路

2003年，按照农业部的安排部署，重庆市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有序输出及平等就业试点工作。几年来，重庆积极推进阳光工程，仅2007年就组织培训23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22万人，累计转移706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以上。培训后的学员人月均劳务收入高于平均水平273元，阳光工程在农民外出务工、增收致富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途径研究

[目的]在国家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大力推行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层出不穷,亟待解决。[方法]文章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途径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面临的问题,剖析其就业影响因素与就业方式,并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出建议。[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竞争力弱,且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完善是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年龄、求职成本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更倾向于通过亲人或朋友介绍。[结论]针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现状,提出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管理机制、大力发展乡村特色生态旅游产业、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建议。     

健康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本文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健康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相互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在国内务工的农民工,初始健康状况较好没有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出国务工的概率,但这一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出国务工经历则显著降低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出国务工农村劳动力健康状况较好与国内务工农村劳动力健康状况较好的机会比的OR值仅为0.764。因此,应该加强对我国出国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教育,增强维护自身健康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其出国务工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