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江苏省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区域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的思路与方法。研究方法:以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为依据,以生态超载指数作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在各区域间转移的测度,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市域间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并以江苏省为例,测算各区域间耕地生态价值补偿量。研究结果:(1)2011年江苏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北高南低,生态超载指数南亏北盈,表现出耕地生态供给和生态消费"空间异位"现象。(2)2011年江苏省整体上向外输出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可获得16.99×108元耕地生态补偿费。(3)省内苏南地区及苏中南通市需分别支付104.83×108和2.88×108元耕地生态补偿费,苏中(除南通市)和苏北地区可分别获得24.68×108和100.05×108元的补偿费。研究结论:计算结果与各市的实际情况吻合,可为江苏构建耕地生态补偿路径提供参考,该测算方法对类似地区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以区域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构建耕地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具有指导作用。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流域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的复合型区域,科学划分补偿载体与合理补偿阈值可为流域生态补偿与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InVEST 模型,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生态补偿优先级与补偿阈值测算模型。研究结果：（1）2000—2015年闽江流域拥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体上生态系统服务上游＞中游＞下游,且自生态补偿实施以来总体呈增长趋势,水源供给服务最为明显;（2）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 788.27亿元,其中水源供给服务价值占比达61.91%,水质净化服务价值仅占0.16%,按生境质量调整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 827.05亿元;（3）根据生态与社会经济状况确定浦城县、武夷山市、光泽县、松溪县、建阳市、顺昌县、建瓯市、政和县、连城县、宁化县、清流县、建宁县、明溪县、泰宁县、将乐县为受偿区,其他区域为补偿支付区;（4）依据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损失的机会成本,确定受偿区2015年补偿阈值介于8.48亿～105.56亿元之间。研究结论：闽江流域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上游对生态补偿迫切程度整体较下游区域更强烈,探索有差异且合理的生态补偿阈值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     

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与空间差异研究

［目的］分析评价江苏省现有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与空间差异对建立完善长效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和推动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运用熵权-TOPSIS法，选取2010—2017年全省及苏北、苏中、苏南三个区域内11个指标，计算江苏省及三大区域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综合绩效值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单项绩效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1）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在2010—2017年8年综合绩效值由0189波动增长到0841，效果初现且具有较强推广价值。（2）经济效益绩效值以年均257%的增长率由0增长到1，效果最为显著，社会效益次之，生态效益自2013年后为绩效值中最低值，与前两项最大差距在05左右，反映出环境改善、农田质量提高效应远低于农户创收、社会公平效应，政策拟合度不高。（3）江苏省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效果存在空间差异，综合来看政策效果表现为苏南>苏中>苏北，苏南凭借经济优势在2016年和2017年的综合绩效值上比苏中苏北高出01、在经济与社会绩效值以002的差距领先且生态绩效值没有下降拐点，具有长效可持续性。［结论］现阶段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效果依赖地方政府经济实力，尚未形成良性长效机制，需从制度体系、环境经济手段、差别化补偿措施、农业补贴结构和宣传等5方面着手，推进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更好地服务生态环境。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辽宁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估算分析

[目的]基于省域尺度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状况和支付意愿差异,通过分析耕地生态盈余与赤字情况,科学量化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为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可行路径。[方法]文章基于碳足迹和产量因子修正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利用系数修正法测算各市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1) 2019年辽宁省锦州市、阜新市和盘锦市3市为耕地生态补偿区,补偿额度为0.53亿元;沈阳市、大连市等其他11市为耕地生态受偿区,受偿额度为16.70亿元。(2) 2019年全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是向外输出状态,应得补偿费为16.18亿元;生态消费区与生态服务区不存在“空间异位”现象,生态赤字区主要集中在辽宁西部区域。(3)全省各市化肥施用强度均超过800kg/hm²,导致沈阳市、大连市、阜新市、铁岭市和朝阳市的耕地碳足迹均较高。[结论]耕地生态补偿有助于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对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具有指导作用,可为区域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定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环境规制下江苏省工业结构调整效应

以2004-2013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环境和工业面板数据为基础并建立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结构多元化指数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江苏省工业结构多样化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环境规制对苏中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影响最大,对苏南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影响比较稳定,对苏北地区工业结构影响较小;环境投资对江苏省工业结构调整有积极效应,环境费用对工业结构调整有抑制效应。从区域尺度看,环境费用对苏南、苏中地区工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对苏北具有负向驱动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对苏南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对苏中和苏北具有抑制作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对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有促进效应,而对苏南有抑制效应。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宁夏隆德县为例

[目的]生态补偿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互制约,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宁夏隆德县为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从隆德县森林、草地、农田和水域4个方面展开分析,对隆德县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生态补偿进行估算。[结果]在黄河流域宁夏地区,隆德县作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在其生态服务价值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为森林生态系统,森林生态补偿额为6.447亿元,在总补偿标准上占据绝对地位,其次为农田、水域、草地生态补偿,且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符。[结论]根据宁夏隆德县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结果,草地生态系统外溢补偿标准相对偏小,仍需继续改善,后期应对土地利用规划及时加以调整,为草地生态系统的良好发展提供保证。     

基于DEA-Malmquist的江苏省农业用水效率评价

以江苏省13市为研究对象,运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2010—2017年农业用水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整体农业用水效率未达有效,各地区差异明显,农业用水效率从大到小依次为苏南、苏北、苏中;凭借技术进步效应,江苏省及各市、各时期农业用水效率均处于上升趋势,农业用水效率增长率从大到小依次为苏南、苏北、苏中;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处于衰退阶段,限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未来应加强区域间合作,增加技术投入,重点提升技术效率,以达到提高江苏省农业用水效率的目的。     

生态敏感区有机板栗生态补偿标准及其估算——以北京市密云水库库区为例

有机农业发展与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安全维护息息相关,科学合理地对有机农业进行生态补偿,是促进水源地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对防止水库水体污染、维护水库生态系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应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生命周期评价以及农户问卷调查等方法,综合考虑有机农产品生产的额外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环境成本三大基本影响因素,建立有机农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定量化指标体系和估算方法,确定了北京市密云库区有机板栗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与常规板栗相比,密云有机板栗生产的额外成本为6 000.00元/hm~2;有机板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常规板栗,增量为4 434.50元/hm~2;有机板栗的环境成本比常规板栗低209.20元/hm~2;密云库区有机板栗生态补偿标准为3个变量之和,即1.064 37万元/hm~2。在密云库区有机板栗生态补偿额度的构成中,有机板栗生产的额外成本所占比例最大,为56.37%,额外成本过高是影响该区域有机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而有机板栗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较低的环境成本,是水库水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估算密云水库库区有机农产品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分析其构成,对进一步完善该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维护库区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主体功能区划为背景,通过分析作为保护型功能区的苏北某县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付出的成本,并依据区位熵理论确定成本分担系数,核算外部应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得出该县2010-2020年应得到的生态补偿金额为52.8亿元。设计了以为实现主体功能区划而产生的生态成本来进行核算的方式,为明确主体功能区划的生态补偿标准带来了便利。     

江苏省农民收入的区域分异及格局演化

利用2001-2011年江苏省农民纯收入数据,分析了江苏省农民纯收入变化的区域差异及格局演化。结果显示:江苏省农民纯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地区间绝对差异逐渐增大;农民纯收入的高收入区和较高收入区在苏南地区集聚,中等收入区、低收入区和较低收入区在苏中和苏北地区连片分布;从增长速度看,2001-2005年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较快的县域集中分布在苏南地区,2006-2011年则集中分布于苏北地区,两个阶段发生了明显的南北转换;依据农民纯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将江苏省划分为五种类型区:高收入高增长型、中收入高增长型、中收入低增长型、低收入高增长型、低收入低增长型。     

两型社会建设跨区域土地生态补偿

研究目的:以土地生态价值量为基础,结合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土地资源的跨区域生态补偿问题。研究方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1)生态补偿的价值量很大;(2)在选取的众多典型区域城市中,仅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抚顺、齐齐哈尔和伊春生态补偿量为负值,即应该获得生态补偿,而其他城市都是正值,应该支付生态补偿。研究结论:要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就必须转变目前的补偿机制,确定合理的土地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政策目标下的退耕还林的博弈分析——以拉市海为例

从生态补偿的角度,在对拉市海退耕还林项目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博弈工具分析了政府、上下游社区在退耕还林中的收益变化,在参与退耕还林项目后农户的产业选择及政府的政策选择,揭示了退耕还林在保护流域环境方面的局限性,提出在生态补偿思路下进行流域环境保护的建议。     

基于渔业生态损失评价的渔业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渔业生态损失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渔业生态资源价值的损失，是实施渔业生态补偿的依据。本文在分析渔业生态损失过程的基础上，将渔业生态损失分为渔业资源损失和渔业环境质量损失，采用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方法来评估渔业生态损失的价值量，以这一价值量作为确定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并从分析渔业生态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补偿方式与手段的选择等方面来研究渔业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     

中国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根据中国的研究现状,介绍生态补偿的背景、定义、理论基础,从生态补偿的研究对象、补偿主体、运行机制和实施进程4个角度论述生态补偿机制,概述了生态补偿评价的主要方法和内容,指出中国生态补偿面临着缺乏系统性、一致性、可持续性和跨系统研究以及急需构建一个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的挑战。     

基于典型案例研究的中国湿地生态补偿模式探析

湿地是介于陆地和水域自然生态系统间的过渡地带,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湿地生态补偿是保护湿地资源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依据湿地生态补偿相关理论,分析湿地生态补偿典型案例的,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确定湿地资源权属,出台湿地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及建立合理的湿地生态补偿模式。     

基于生态资本权益的生态补偿基本内涵研究

生态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向社会提供独特的、无形的、有价值的生态服务,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本权益,这种资本权益的取得只有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才能实现。按照这一观点,生态补偿包括:补偿实质、构成要素、基本原则、补偿范围和局限性特质等5个基本内涵。     

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调查研究

保护地与社区矛盾的普遍性使社区生态补偿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护地管理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基于实地调研,从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受偿认知两方面对中国大陆国家公园的实验地—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社区生态补偿实施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在资金渠道、补偿方式与补偿力度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但在政策理念、制度设计、执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明显问题。总体而言,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工作在公园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赢得了社区居民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普遍支持,但生态补偿对生态建设与保护行为的激励功能还远未体现,当前的实施效果停留在表面层次,未涉及生态补偿之内核。     

欧盟和美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及启示

目的 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体系较完善、实践丰富的地区,在农业生态保护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其制度安排对于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对比归纳法,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法律保障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欧盟和美国现行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及特征,并针对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模式的不足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议。结果 欧盟和美国在政策中广泛采取正向激励的政策工具,依靠完备的法律体系建立起高度市场化的农业生态补偿模式,但在政策保障和管理评估上投入巨大,正在寻求更具成本效益的补偿方案。结论 我国的农业生态补偿存在政策碎片化、市场机制保障和农民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建议借鉴欧盟和美国农业生态补偿制度中协调农业和环境政策、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提升政策透明度的做法来改善。     

洪湖渔民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及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

目的 禁捕是保护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渔民作为禁捕的受偿主体,如何给予合理补偿,激发其主动参与退捕的积极性,成为保证禁捕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方法 文章以效用理论为指导,依托实地调研数据,构建渔民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禁捕生态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渔民的受偿意愿进行分析,探讨洪湖禁捕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和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结果 （1）禁捕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结果为4.09万元/年,非参数估计结果为3.56万元/年;（2）两种方法测算的补偿标准每年相差0.53万元,非参数估计法能够直接反映出渔民的最低补偿金额,但测算出的补偿标准往往偏高。在长江流域禁捕的整个时期内,可将两个补偿额度作为洪湖禁捕补偿标准的动态调整区间;（3）在对禁捕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89.8%受访渔民表示愿意退捕,渔民的退捕行为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生态认知以及禁捕政策的共同作用。结论 渔民的生产特征和对禁捕政策的认知程度,是影响渔民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年龄较大、身体健康状况差、生存和生计方式多样化、生态认知程度越高的渔民更愿意接受禁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