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农村减贫战略的调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令人艳羡的减贫成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扶贫任务仍未完成，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艰巨。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减贫战略发展阶段，总结现阶段减贫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减贫战略调整应从健全扶贫部门的协调机制、开发家庭瞄准和个人瞄准技术形式以及制定和提高有差异性的贫困标准等几个方面入手，推动中国减贫工作的发展。     

非洲农业的出路

正根据世界银行对2018年经济增长前景的展望,全球5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4个在非洲。最近十多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历了相对高速的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增长却没有能够转化成为其缓解贫困的动力。1981年至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发生率仅从51.5%下降到41%。实际上,非洲减贫的关键是农业的增长,因为非洲国家的人口主要是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生产。农     

中国扶贫机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以及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减贫取得显著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中国扶贫机制为全球减少贫困提供了中国范例。梳理总结中国减贫成效、扶贫历程和事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省级层面的实证

研究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1）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耕地流转面积在省域层面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贫困发生率与耕地流转面积之间存在负向空间相关性;（2）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省份的农地流转会间接促进本省的农村减贫;（3）农地流转促进农村减贫的过程存在门槛特征,在农业生产效率及经济发展水平两个门槛解释变量下,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分别呈现出持续上升和先升后降的特征;（4）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低的省份中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更强,而在农林牧渔总产值较高的省份该作用则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要解决好中国的贫困问题应全面统筹,注重农地流转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全国各省农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实现全面脱贫。     

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脱贫攻坚的研究及展望--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文章的综述

本文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2018年至今全文转载的论文为依据,分析了十九大以来社科学术期刊对脱贫攻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反映情况。研究发现: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宏伟目标,聚焦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学术阐释、扶贫减贫的成就和经验、脱贫攻坚的路径探索、贫困治理、扶贫减贫政策和实践的效果检验和效应评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意义、中国对全球贫困治理的贡献、2020后的减贫战略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成果丰富,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体系,提高扶贫减贫工作水平,提升我国贫困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及未来方向(上)

减少贫困作为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在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量文献基于中国减贫成就进行了深入研究。要进一步取得减贫工作的成功,就要理顺贫困问题的总体逻辑,回答问题四个:何为贫困,即贫困的识别和测度;贫困如何发生,即贫困的产生机制;为何扶贫,即贫困的影响;以及如何减贫,即寻找有效的扶贫策略等诸多重大问题。因此,文章对贫困问题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以期明晰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和方向。     

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及未来方向(下)

减少贫困作为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在减贫事业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量文献基于中国减贫成就进行了深入研究。要进一步取得减贫工作的成功,就要理顺贫困问题的总体逻辑,四个回答问题:何为贫困,即贫困的识别和测度;贫困如何发生,即贫困的产生机制;为何扶贫,即贫困的影响;以及如何减贫,即寻找有效的扶贫策略等诸多重大问题。因此,文章对贫困问题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以期明晰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和方向。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中国的减贫经验与展望

2020年底,中国兑现了在现行标准下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承诺,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回顾中国近40年的扶贫经验,有助于为构建2020年后中国缓解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系提供借鉴。本文拟从贫困内涵演进、减贫目标与战略、扶贫手段、扶贫治理等层面分析和解释中国减贫经验,并对未来缓解相对贫困的发展战略提出建议。     

中国减贫实践助力全球贫困治理

<正>2019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国际农发基金等13个国际组织,英国、印度、意大利等30个国家的2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就中国减贫经验对世界减贫治理的启示、促进世界零饥饿零贫困的中国方案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以共享精神推动减贫和发展领域的合作,分享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左常升表示,建设共同繁荣、无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     

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所走过的反贫困历程,简要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国不同阶段的减贫机制和主要经验。本文初步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减贫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初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广义性减贫实践,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性扶贫实践,再到2013年以来精准脱贫攻坚的扶贫新实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和反贫困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初始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构成中国发展性减贫实践的核心;2013年的精准扶贫战略则是在强调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并重下的保障与开发有机结合的扶贫新实践。三个阶段相互衔接,减贫机制各有不同,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减贫故事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中国对非洲矿业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

非洲是中国投资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2010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为21.1亿美元,同比增长46.8%。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130.4亿美元,是2005年的8.2倍。中国对非洲矿业的投资前景乐观。目前,非洲有些国家政局不稳、我国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宽、跨国公司在非洲竞争激烈等是中国对非洲矿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应建立非洲矿产资源信息系统,扩展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的对非投资,加强对非洲基础地质工作方面的援助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和非洲矿业公司之间的合作。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据

<正>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外媒评论称,全球在消除极端贫困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中国。中国扶贫工作的成功,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1978—     

亚太地区小农发展与扶贫:国别经验、政策趋势与最新进展——“亚太地区‘小农与扶贫’国际会议”综述

本文基于201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小农与扶贫’国际会议"成果,综述代表性国家在小农发展与减贫上的最新进展、国别经验及今后减贫政策方略。相关国家在过去20多年里均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成效,但各国差距较大;中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的贫困人口都大幅度减少,归功于包容性增长、农业改革、精准扶贫等政策措施的实施,而菲律宾、老挝等国家减贫缓慢;同时中国在解决收入不平等、多维贫困上仍存在提升空间,越南、斯里兰卡等国营养不良问题严重,菲律宾存在粮食通胀问题。建议相关国家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加大对小农扶持力度、营养干预和社会保障力度,推进21世纪议程的实现。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测算与时空演化分析

目的 测度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揭示减贫效率差异和时空演化趋势,以期为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扶贫资源调整与瞄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结合多维贫困理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多维减贫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多维减贫效率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 （1）经三阶段DEA调整后,长江经济带平均多维减贫综合效率从0.666转变为0.889,各地减贫效率差距较大,且多维减贫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完全对应;（2）从环境变量影响来看,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有利于多维减贫效率的提升,而财政公共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则抑制了多维减贫效率的提高;（3）从地理区位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多维减贫综合效率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上游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波动幅度最大;（4）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可以划分为4种减贫效率类型,其中“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型”为扶贫工作重心。结论 为提高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精准扶贫工作效率,一方面要保证地区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增长,注重保护第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提高精准扶贫的瞄准度,根据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类型调整精准扶贫工作。     

产业融合、社会资本和科技创业减贫

本文基于农村科技创业企业的视角,构建了农业产业融合影响科技创业减贫的理论框架,以秦巴山区连片贫困区208家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企业为调研样本,利用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对科技创业企业的农业产业融合指数和企业社会资本指数进行测算,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验证了农业产业融合对科技创业减贫的影响关系和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融合对科技创业减贫产生正向影响,农业产业融合不仅直接影响科技创业减贫,也通过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科技创业减贫,农业产业融合程度越高,越能增强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而提升科技创业企业的减贫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