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     

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留城意愿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分析

农民工城市消费受到个人与家庭决策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留城意愿的农民工城市消费理论框架,结合5省3524名农民工的专项调研数据,探讨个人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两类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对其城市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第二,留城意愿对农民工城市消费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迁移家庭完整度对其消费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留城意愿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消费;第三,留城意愿在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城市消费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社会保障何以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土地流转视角

我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减速阶段，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关系着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而夯实定居基础、分摊定居成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土地流转视角，文章运用2019年安徽省7个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对城镇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土地流转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正向显著，土地流转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即土地所承担的养老保障和流转使用权所获的财产收益，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权益缺位，进而出现定居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等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因素。结果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从业资格、技能获取、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及外出务工收入等因素对其返乡创业意愿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因素中,每月话费支出、常联系的朋友个数、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状况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此外政策支持力度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和创业选择,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返回,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家庭经济状况、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对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那些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外出务工时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参加过技能培训、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其创业意愿更强。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外出务工意愿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初对2036名河南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约1/3的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受影响最严重,机械制造、电子电器、纺织及建筑行业农民工受影响最深,大龄、男性或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受影响较重;在失业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是否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数及对生活担忧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性别、婚姻及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显著影响。     

中部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对中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和性格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作用显著;所在村特征的地理环境、村打工人数,家庭情况的家庭经济状况、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情况的打工意愿、当前工作年数、打工稳定性,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及创业期望利润等均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基于个人特征、外出务工特征的分析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其意愿的个体特征和外出务工特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8.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其职业农民意愿选择影响整体不明显,只有性别因素影响显著;从外出务工特征看,职业类别、收入、城市社会关系网、流动迁移模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做职业农民意愿相关,具体而言,务工职业层次和职业声望低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务工收入水平越低者返乡做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在城市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广者倾向留城发展,举家外出务工者更倾向留城发展。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本文还发现,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迁移意愿对置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是决定其是否在当地置业定居的关键要素。文章采用2016年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probit模型与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迁移意愿对置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愿意长期居留并落户类农民工在迁入地定居置业的概率最大,愿意长期居留但不愿落户类次之,只愿短期居留且不愿落户类置业概率最小。(2)家庭随迁规模和流动次数分别与置业意愿呈正相关与负相关性。(3)城市人均GDP与第三产业占比对农民工的置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此外,区域与流动背景对农民工的置业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建议,政府应对不同迁移意愿类型的农民工给予不同的置业补贴和信贷优惠政策。同时,在保障农民工住房权益的基础之上,建立并完善针对新市民的住房政策体系。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意愿研究

基于重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农民工更加愿意当职业农民,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城市务工地离家越远,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亲属具有政治关系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强。家人价值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有显著影响,家人赞成时,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当职业农民的意愿越强。务工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就越弱;在土地已出租或被征收时,新生代农民工当职业农民的意愿也较弱。     

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

农民工永久迁移决策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方言作为地域文化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本文以落户意愿作为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以定居意愿作为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研究发现,方言距离无论对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还是对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方言距离通过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4个层面的社会融入,降低其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表明,随着学历增加,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弱;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方言距离主要影响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推动就近就地城镇化可以避免方言距离在农民工永久迁移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     

子女教育期望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全国7个城市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教育期望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教育期望与城市定居意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控制模型内生性后,子女教育期望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城市排斥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弱化作用。子女教育期望是维系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既要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也要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教育资源提供通道,从而有效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分析框架为基础,并基于重庆市182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承包地、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及其影响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已定居城镇、家庭是否有稳定的非农收入来源、土地是否有撂荒或闲置、退地补偿或补助是否按时足额发放、退地后生活质量预期的高低对农户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是否在外非农务工、土地是否位于城镇规划范围内、退地政策是否多变、退地后是否担心就业问题对农户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家庭主要成员是否参加新农保、退地后医疗与养老保险预期的高低仅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面积、土地是否有流转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同时,退地后住房预期的高低也仅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更强烈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北京市20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个体特征、就业收入情况、生活及家乡状况四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较为强烈,有62.35%的样本选择返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性别、平均月收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其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归属感和是否有对象或配偶对于其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家乡就业机会和居住满意度等因素影响不显著。     

子女性别与农村父母城镇定居意愿——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简称CLDS),系统地考察子女性别对中国农村父母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根据第一胎子女性别的外生性,本文发现,生养儿子会显著提高农村父母的城镇定居意愿,受教育水平较高、生养独生子女以及收入较高的父母所受影响尤为强烈。从子女所处的成长阶段看,当其处于接受义务教育以及适婚阶段时,相对于女孩,男孩更能提高父母的城镇定居意愿;而当子女处于幼儿期及稳定期时,子女性别与农村父母的城镇定居意愿不存在显著关系。特别地,本文验证社区教育状况对子女性别影响的协同作用;同时,本文还发现当子女处于适婚阶段时,在城镇"助儿买房"是农村父母城镇定居意愿提升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河南省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调研,建立实证模型并采用层级式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处理调研数据,分析个体因素、政策环境和网络规模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建议。     

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

本文基于一个农民工微观在线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依托新媒体的新型故乡联结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获得稳健的回归结果,实证模型中的内生问题采用工具变量回归进行处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新型故乡联结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返乡概率,其边际影响明显高于天然的亲缘与地缘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农民工对于故乡的环境感知在其返乡决策中发挥显著正向中介作用,但经济感知存在负向中介效应。这意味着,在吸引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中,地方政府不仅要在农民工的就业创业环境上下功夫“筑好巢”,也要更加重视利用蓬勃发展的新媒介、新平台,增强农民工对故乡经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主动与外出农民工缔结联结与互动,积极宣传地方经济发展规划、重大政策举措等,才有可能“引回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