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破解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金丰公社的案例分析

农业技术与知识的准公共性,容易诱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以金丰公社为例,分析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对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影响,探索治理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与关系导向的伙伴选择有利于规避成员搭便车行为,促进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的获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以约束与激励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实现合作网络的自组织管理;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机制在集体行动中存在交互影响,有利于破解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在推广组织合作过程中,需要结合资源、能力与业绩等市场特征,考虑认同、信任与声誉等社会关系选择合作伙伴,并利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加强关系治理,从而构建互利互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制度创新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制度与经济增长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制度是指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诺思指出,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社会游戏规则。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约束下进行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制度的替代、转...     

集体协商制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而集体协商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和措施。中国正致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近年来劳资矛盾、劳资冲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对劳资关系与集体协商制度的更多思考。通过对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特点的探讨,进而从意识层面、法律层面、实施层面等,对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现存问题加以考察,以期为改善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对策研究提供基础性研究成果。     

苗族文化与森林制度变迁研究

选择都匀市王司镇五寨村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苗族村寨正式森林制度与非正式森林制度变迁以及苗族文化对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安排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苗族文化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并将之上升为本地区本宗族群众的“规举”,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正式制度,即“准正式制度安排”。它有机地将森林资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结果使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得到有效实施。     

试论制度变迁与天然林保护工程

本文阐述制度变迁理论，并应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关系原理、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原理以及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方法分析天然林保护工程。要使天然林保护工程得到彻底贯彻实施不仅需要在政治思想上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而且必须对受损失的人进行经济补偿。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社会资本与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从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分析了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的构成,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两个层面社会资本与合作社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均有不确定性,分别受到个体与合作社利益的一致度与合作社治理结构明晰度的调节。     

村域社会资本:界定、维度及测量——基于浙江西部37个村落的实证研究

本文把村域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指特定村落的关系网络型态以及支配村落内包括信任和互惠等影响人们行动的整体准则.本文在已有的社会资本测量文献基础上、提出了村域社会资本测量的6个维度: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基于浙江省西部农村的37个村落的数据,研究构建了村域社会资本的测量量表,并对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开发的量表与数据拟合效果良好,为农村村域资本的测量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构建失地农民的社会安全网

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支持，失地农民面临着失业、养老、疾病等诸多风险，极易沦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鉴于此，本文从政府、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探讨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构建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以期政府作出缓解和消除各种风险对失地农民基本生计安全的威胁之对策。     

农村三权分置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及其矫正

我国农村三权分置政策执行的偏差主要表现为集体所有权虚化、农户承包权不稳定、经营权流转认知的盲目乐观和农地非粮化非农化实践风险。偏差的成因归结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多元化诉求、行为固化及逆向自组织性,政策自身的不协调及功能超载,政策执行制度环境中正式制度滞后及非正式制度的复杂作用,政策执行结构中多层级传导及基层执行资源匮乏。提出了切实完善"三权"权能、寻找"三权"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立法与政策相衔接、重视政策群的系统效用等矫正三权分置政策执行偏差的建议。     

场域理论对制度变迁的再解释——兼论农地产权认知“制度—心理”框架的构建

文章以场域理论为切入点,分别从场域结构重塑、社会交易方式转变、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互动等方面,阐述了关系网络变构逻辑下的制度变迁。研究表明:首先,场域关系网络内源经济增长和外部利润的出现产生了对场域边际调整和网络结构软化的需求,进而诱发了制度变迁。其次,制度变迁引致的网络关系变构内含了交易方式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的转变,而制度内生的非生产性激励则是由于制度稳健性需求造成的。再次,制度变迁本质上由特定主体意向性建构的行为动机所决定,外在具象为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均衡路径演变实现的社会结构重塑。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共享心智模型"进行了拓展,并运用于农地产权认知研究领域,进一步探讨了农地产权认知形成的社会基础及其对关系网络事物依附性,明确了情景分析在农地产权认知研究中的实践价值。     

硅谷制度对“世界水谷”建设的借鉴与启示

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三方面总结了硅谷的制度体系,得出对"世界水谷"建设的四点启示:注重高等院校的创新能力、重视竞争的市场机制、构建完善的资金保障体系与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在硅谷制度体系对"世界水谷"建设启示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水谷"的自身特点,提出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三方面构建"世界水谷"制度体系的设想。     

“关系水权”与社区水资源治理——内蒙古查村的个案研究

基于产权的社会视角,本文分析了水权的社区实践及其运作机制,提出了"关系水权"概念。"关系水权"嵌入地方社会的制度背景和村民的灌溉管理实践中,是以村庄社区为中心演绎出的一种非正式的水权运作方式。"关系水权"中的"关系"包括村民个体间的合作、交换关系以及村干部对村民的庇护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关系水权"与正式水权制度是一种共生关系,是村庄共同体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机制。同时,"关系水权"也是一种自主治理机制,是村民借助村干部的庇护,凭借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重新界定水权,实现水资源社区自主治理的实践。"关系水权"的运作是一把"双刃剑",存在均衡性与非均衡性两种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村民获得制度外的额外水资源,满足其自身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也存在由不均衡利用带来的水权纠纷及灌溉用水危机。农村水权制度改革应凸显村庄社区和村民的主体能动性,依托农民用水户协会,将"关系水权"中的积极因素制度化,最终在"社区水权"层面实现农村灌溉水资源的有效治理。     

我国矿业城市非正式制度模式

我国中老年期的地级矿业城市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其中制度在矿业城市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文章主要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总结了我国目前矿业城市的五种非正式制度模式：文化引导型模式、诚信引导型模式、观念引导型模式、自我学习引导型模式、创新引导型模式。并结合具体的矿业城市指出每种非正式制度模式的特征及其具体的作用方式。应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而剔除其不利因素。     

农村金融制度缺失及其补偿

农村金融制度缺失导致的农村经济主体融资能力低下，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本文主要在制度层面剖析了这些缺失因素，并从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方面，提出了补偿这些制度缺失的一些对策建议，以期解决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这将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农村社会的转型困境与基于正式制度的破解

面对当今农村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转型理论角度分析了原因,并由此认为乡村自治所依赖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历史和现实因素又决定了正式制度在农村的匮乏,治理机制的空白导致了农村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要破解农村转型困境,必须要依赖于政府对农村正式制度的建设和有效实施,有效的正式制度也是使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呈现正向反馈的主要保证。     

制度逻辑与组织策略：对农村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执行偏差的一种新解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是一项保障全体人民健康、实现健康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该项制度在农村地区的执行成效与制度期待具有较大张力，存在制度执行偏差。本文搭建了“制度逻辑-组织策略”的研究框架，力图为该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本文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具有多重逻辑，当该项制度嵌入基层医疗组织形成的组织场域时，制度的多重逻辑与基层医疗组织的实践逻辑产生了冲突，给基层医疗组织带来较大制度压力。为缓解制度压力，基层医疗组织采用“拼凑应对”的组织策略实现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的适度脱耦，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关系动员的方式完成了合法性重建。这一系列的策略行动导致了制度执行偏差。因此，应以价值路径的重塑探寻矫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执行偏差的可能方向，缓释制度工具逻辑与价值逻辑之间的张力，实现国家、社区与农村居民的健康共治，以回应制度的内在价值诉求。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进化博弈——来自河北L村经济合作社的案例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和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考虑到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博弈双方的行动策略优化,本文在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构建了农村公共池塘治理的进化博弈模型,试图获得稳定策略对治理的应然状态进行考察,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还原了转制期间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实然状态。在分析应然和实然状态偏差的基础上,认为集体产权背景下治理博弈的参与者虽然能达到稳定策略,但是没有适当的监督和分级惩罚机制,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博弈容易走向混乱失序。因此,应在尊重村民自主治理非正式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正式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转变政府治理角色,强化社会资本的作用,确保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福祉视角下农民社会关系的现状分析

社会关系是构成福祉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调查资料,从主观福祉和客观福祉两个角度分别选取相关指标对农民社会关系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客观福祉层面,受访农民对正式的社会组织的认知和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他们的社会关系仍以非正式联结的形式为主。总体而言,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依靠最多的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其次才是亲缘关系,而业缘关系在农民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中所占地位有限。在主观福祉层面,受访农民对其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并且该指标在个体之间差异不大。为了提高农民的福祉水平,在制定相关福祉政策时应瞄准农民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改善情况。     

农村结构问题的深层次透视——评《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

由刘兆发博士撰写的《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一书 ,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问世标志着我国农村结构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近年来 ,国内外经济理论界不仅加强了对正式组织与正式制度的探讨 ,而且也逐渐重视非正式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 ,吸收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最新成果的一部佳作。该书通过对我国农村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制度———作者统称之为“农村非正式结构”———进行系统研究 ,揭示了农村非正式结构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对农村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 ,对农村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