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

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选择回老家的城市定居,城市化意愿强烈,县城和地级市等中等规模城市是农民工选择定居的主要城市类型;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来源地与定居地距离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举家外出打工、婚姻状况以及来源地发展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定居地的城乡选择意愿以及城市类型选择意愿。本文还发现,外出打工时间对农民工的定居地选择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市场发育、劳动合同异质性与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构建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从农民工劳动合同异质性角度研究市场化程度、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有利于其工资水平的提高,长期合同的工资溢价要高于短期合同。女性获得劳动合同的溢价要高于男性。在市场发育更好的地区,农民工的教育回报更高,更容易获得劳动合同。比较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长期劳动合同给农民工带来的工资溢价会降低。这也说明以劳动合同为代表的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缓解这种分割。     

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较大规模的问卷抽样调查,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前侵犯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劳动安全与休息权得不到保障,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不高,基本保险与福利的覆盖率低,人身权利遭受不正当对待的现象仍然存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压力和用工单位环境是影响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重要因素.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因素的考察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中小城镇的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土地处置方式对市民化能力影响最为显著,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和参加社保数量次之,参加培训次数、求助人数和子女上学也有影响,而职业技能、社区参与、工会参加、获得城市户籍和签订劳动合同则没有影响。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和二元制度改革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对4000多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因素,发现打工地学校收费太高和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是农民工不愿带子女到城市就学的主要原因,而老家无人照顾小孩和希望自己抚育子女是农民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学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工作稳定程度、从事的行业类型等因素对其子女就学地点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江西省460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优先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提供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提供低价的城镇住宅是农民工最迫切需求的政策。通过实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转户意愿、小孩数量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性别、家庭老人数量、生活水平情况、居住场所类型对于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求影响不显著。     

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更强烈吗?——基于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北京市200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个体特征、就业收入情况、生活及家乡状况四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较为强烈,有62.35%的样本选择返乡。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性别、平均月收入、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其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归属感和是否有对象或配偶对于其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家乡就业机会和居住满意度等因素影响不显著。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异地择业意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西部6省400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择业与其常联系的朋友、打工动机、从事的行业、工资预期等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其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呈显著的负相关。家庭是否有老人或是未成年人、每月电话费花销、就业渠道、预期持续时间与择业行为无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农民工择业行为均为有重要的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从事室内装修业需要哪些素质

农民工外出打工，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但一些用工单位利用农民工不懂法律的空子，故意与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旦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就不能享受应得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所以农民工要注意正确区分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以免受骗上当。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点之一。近年来在我国政府努力促进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的背景下,本文系统考察了就业稳定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首先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纵向和截面两个维度出发,使用更换就业城市的频率、更换工作单位的频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等指标对就业稳定性进行了全面界定,并通过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完成了相关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更换就业城市频率的降低、现职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劳动合同的签订均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而更换就业单位的频率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产生了显著影响。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基于四川省2009~2011年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创业行为选择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富、职业经历等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将创业意愿付诸行动的女性比男性比率高;文化程度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呈现非对称倒"U"型分布,中专学历者是实施创业行为最为活跃的人群;务工期间所在行业、单位类型、职务等因素均对创业行为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跨期比较发现,从2009年到2011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比率显著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与时效性的宏观扶持政策的退出时间高度一致。     

农民工个体因素对工资拖欠问题的影响

在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一个集体制、道德、法律、社会、经济等于一体的综合问题，其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些复杂的原因中，农民工个体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了明确这些因素，我们利用数据回归的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从中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性别等因素对拖欠工资发生的概率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在致力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时，应当针对农民工自身的因素制定相关的政策。     

农民工与城市工工作态度差异研究——基于城市低技能行业的调查

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就业,农民工在部分低技能行业中与城市工从事同种工作,环卫行业是城市低技能行业的典型代表.本文基于对沈阳市环卫行业工人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工作态度变量,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和城市工从事同一工作的态度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工作态度差异不大,影响工人工作态度的主要变量是工作条件满意度、月收入、工作年限、寻找工作难易度.分样本回归两类群体的工作态度,可知影响农民工工作态度最显著的变量是月收入、寻找工作难易度,其次是工作条件满意度、年龄、受教育程度;而影响城市工工作态度最显著的变量是工资的满意度,其次是工作年限和寻找工作的难易度.     

督促大幅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劳动保障部近日表示，今年农民工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是督促各类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大自蓦提高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劳动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为重点，加强农民工劳动管理。充分利用贯彻《劳动合同法》的时机，积极推动各类用工单位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春节过后，是农民进城务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要时段，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的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农民工的就业流动行为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深圳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和日平均工作时间对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所处行业、工作环境、受教育程度、性别、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较小。     

性别差异视角下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西部6省(市)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河南、湖南、贵州等6个省市的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来探讨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合同以及就业地点等多个方面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与县城的距离以及现有的存款始终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寻找工作渠道对男性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儿童的数量、与村干部的关系、寻找工作的渠道对女性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最后从缩小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的性别差异和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