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积金缴存促进了农民工购房吗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住房公积金缴存影响农民工购房的内在机理,然后使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住房公积金缴存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购房的可能性,其边际效应大约为5.73%;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对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内生性进行控制以后,上述结论不仅稳健并且边际效应有所提高。拓展性分析进一步发现:住房公积金缴存的购房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在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中最为明显。此外,住房公积金显著促进了中等收入组农民工的购房行为,但对最低和最高收入组农民工购房的支持作用却并不显著,即存在着"两端补贴中间"的制度特征。     

山西省村庄变迁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城镇化运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农村、乡镇的面貌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在山西,大规模的撤乡并镇、村庄撤并工作使得山西村镇数量急剧减少,这是城镇化运动的必然阶段。作为城镇化运动中的主体——广大农村劳动力,随着自身观念的转变,开始选择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寻找打工、创富机会。但伴随村庄结构变迁和劳动力出走,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本文以山西省村庄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山西省村庄变迁的主要因素,并根据村庄变迁带来的主要问题总结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收入增长、户籍地差异与营养消费——基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收入增长和户口所在地的户籍属性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的影响,并探讨收入增长与营养消费关系的户籍地差异。结果表明:收入增长和户籍地差异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为分别为0. 593、0. 610和0. 533;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本地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每天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消费比外地农民工家庭分别高19. 24%、18. 41%和15. 84%。收入增长对外地农民工家庭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对本地农民工家庭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阶段划分方法及其应用

本文旨在对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过程进行阶段划分,从家庭生计转型视角分析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家庭在生计转型各阶段的行为逻辑和资源配置特征。本文从就业和居住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家庭与农村的经济关联,并根据关联程度从强到弱将农民工家庭生计转型过程划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进而应用阶段划分方法,识别鄂、粤两省717个农民工样本家庭所处的生计转型阶段。研究发现,处于生计转型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家庭,在家庭的经济行为逻辑、家庭成员的城乡配置、房屋和土地的利用方式、家庭收入的空间流动4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问题与对策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农民工对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农民工提升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的重要途径,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宣传和引导、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等对策和建议,以期满足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用地集约化研究

研究目的:以1990年以来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村庄规模变动为基础,指出当前村庄用地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其变化的动力机制与用地集约化的途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统计分析法。研究结论:江苏省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村庄总人口减少和用地面积增大并行,江苏省城镇用地与农村用地同步扩张;村庄规模的变动受内、外因的共同影响,城镇空间扩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主要的外因,内部建设用地变动是主要的内因。未来村庄用地集约化要进一步加强村庄规模的调控力度,使其协调发展,适应农村用地集约化发展的需要。     

有土集中安置移民 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有效举措——天生桥一级水电站移民集中安置的情况调查

集镇是农村商品的集散地,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和纽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桥头堡”。农村城镇化,关键是要发展农村集镇,使农民离土不离乡,成为拥有耕地的集镇居民,利用集镇发展的优越空间,带动农村走上产业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就为我们在水电开发中如何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指明了方向。水电开发中的移民搬迁安置为城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进行移民搬迁安置时,国家要对移民的集体土地、林木、专项设施、房屋、集镇恢复重建等给予补偿,同时对移民搬迁安置…     

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2003～2015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村庄离婚率的影响。考虑到村庄离婚率为受限被解释变量,为了得到一致估计,本文分别构建了Tobit模型和两部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出会显著提高村庄离婚率;相比于劳动力流出到村外县内,流出到县外省内劳动力的比例越高,村庄离婚率越低;村庄离婚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村庄离婚率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另外,村庄人均纯收入、纯务农户数占比、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性别比等因素对村庄离婚率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村庄离婚率上升及由此可能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政策咨询

问:村庄、集镇规划的编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住宅、兴建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应通过哪些审批程序办理?山东省文登市刘东阳答: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规定,村庄、集镇规划由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编制,并监督实施,具体编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1、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要求,以及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历史情况等,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村庄和集镇的各项建设;2、处理好近期建设与远景发展、改造与新建的关系,使村庄、集镇的性质和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标准,同     

农民工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融城壁垒及消解路径分析

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引擎之一,也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规划的战略发展目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民工大规模地迁移到城市中,为城镇化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但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着种种融城障碍,无法真正市民化,长此以往不仅会阻碍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同时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存在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从户籍、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其提供与城里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进而更好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村庄消失之谜:一个研究概述

中国农村的村庄正在以每天百计的速度从中国地理版图上消失,这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农村村庄的消失和农耕文化的式微,中国农村社会赖以稳定的根基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总结村庄消失的类型,主要有五种:资源型的村庄搬迁、重大工程的村庄搬迁、吊庄移民过程中的村庄消失、城镇化过程中的村庄消失和村庄的自然消亡。村庄消失的内在机理是复杂的,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原因,更有人类社会学上的原因,甚至还有政策上的原因;但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对于农耕文化的认同度不高,村庄归属感不强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当下农村村庄逐渐消失的根源。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城城镇化:逻辑理路、实践样态与发展路径

县城城镇化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县城城镇化是中国式城镇化道路内生演进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新时代情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应用,是缓解“城市病”“乡村病”和“县城病”以及促进农民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的重要载体。县城城镇化在实践中衍生为扩张型、稳定型和收缩型三种样态,不同类型的县城城镇化助推共同富裕的潜力也不尽相同。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县城城镇化要以全面富裕为导向,推动县城城镇化“生产—生活—生态”耦合发展;以全民富裕为立场,重点培育和提升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以差别富裕为策略,探索县城城镇化多元化和抱团发展共富路径;以共建富裕为保障,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化的县城城镇化高效能治理体系,从而开创出综合发展、以人为本、多元繁荣和共建共享的县城城镇化道路,使县城城镇化真正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声音

<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会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但这是一个"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互动过程,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会经历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我国的城镇化过程相对比较特殊,目前,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     

城镇定居、户籍价值与农民工积分落户——基于中山市积分落户入围人员的调查

基于中山市积分落户入围人员的调查发现,积分落户入围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农民工申请落户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享受城镇户口的权利待遇;近六成的人已经办理落户手续,但也有两成的人仍在犹豫或者明确表示放弃落户资格。城镇定居和户籍价值是影响积分落户入围农民工城镇落户的重要因素。在新型城镇化改革中,必须对城镇和农村两个系统的户籍制度同时进行改革,剥离农业户口背后的各项权利待遇,以推进农民工城镇化的进程。     

关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成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主要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义及困境出发,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破解之道进行研究。     

进城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推拉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进城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广东和湖北两地950户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个人,家庭综合人力资本更显著;永久性迁移行为更依赖于家庭因素,处于子女抚养期的家庭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倾向更高,该作用机制在老一代农民工家庭更显著。随着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和行为会弱化,但合理的住房支付能力反而起到强化作用。     

农民工回乡建房的事件史分析——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

本文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民工回乡建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回乡建房的总体发生概率为46.91%。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在"生存时间"里回乡建房概率比老一代农民工家庭高,被视为是"逆城市化"的行为或已在我国悄然发生。而建房前家庭外出人口占比越高,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就越低,因此鼓励举家迁移更有利于农民工优化城乡住房配置。城市失业风险越大,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也越大,反映出农村住房是农民工应对风险的保障。而"建材下乡"补贴的建房鼓励政策对农民工回乡建房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解决农民工城乡住房矛盾,建议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同时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满足农民工基本的建房用地需求,引导农民工依法合理适度建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我国改革开发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城镇化是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主要内容。受制度、政策、城市建设、农村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不彻底性。这种转移方式,一方面减缓了城镇化进程,并弱化了城镇化质量;另一方面,不彻底的转移增加了转移成本,且压抑了消费需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将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转变为市民。     

时事围观

正农民工买房,去库存的"救命草"?今年的全国两会,楼市去库存是个热点话题,最近有观点认为,要让农民工成为城镇商品房去库存主体。目前,已有部分城市将农民工纳入政策支持群体,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等方式,加大对农民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如山东将对农民进城购房给予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