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价值凸显，对由谁来推进、何以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等问题的回应变得迫切且重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新时期的发展实践提炼出“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概念，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村干部角色变化分析能人型村干部生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对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新型治村策略展开分析。进一步借助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检验村干部能人化和能人型村干部治村的具体实践。案例村庄发展绩效表明，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的方式带动村庄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贡献显著。本文分析认为，未来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制约，尽可能为能人型村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全方位的保障与激励；另一方面尚需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与引入可行的内外部考核监督机制，有效规制能人型村干部越界行为，保障其带动村庄发展的绩效，严防能人变“村霸”。     

村庄信用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影响路径——基于江苏省多个村庄的组态分析

研究目的：以江苏省29个村庄为案例，探讨村庄诚信度、合规度及践约度信用资本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影响机制，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结果：（1）构建了基于“村庄资本→信用评价→土地市场”的分析框架；（2）单一条件并非是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必要条件，但是提高民间借贷活跃度和村庄信用户比例对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发挥着普适作用；（3）在信用资本评价模型下，江苏省典型村庄通过整合自身资源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存在4种组态，可归纳为3种类型：诚信型、诚信合规型、诚信践约型；（4）苏南、苏北地区根据发展情况，提高土地流转效率的关键不同。研究结论：苏北地区可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提升村庄集体经济、理顺村组织权责关系等方式，构建制度信任，降低委托代理风险；苏南地区可通过加强集体组织建设、发挥乡绅乡贤乡才协调作用、做好确权登记发证等方式，提高民间信用水平，降低农户诚信履约风险，共同推动城乡土地市场建设。     

农村互助养老绩效的内涵及其实践逻辑:基于合作生产视角

在农村互助养老整体绩效不佳背景下，对农村互助养老绩效内涵以及实践逻辑的关注有助于厘清农村互助养老绩效的复杂变化，促进实践中农村互助养老绩效的提高。基于合作生产视角，从结果和过程两个维度解构了农村互助养老绩效的内涵，结果绩效主要表现为互助养老效率、互助养老服务质量和互助养老效益，过程绩效主要表现为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着眼于个体行动、行动者间合作生产福利过程及其所处外部治理环境，结合跨案例资料的比较分析，从宏观结构、中观机制、微观嵌入以及情境影响探讨了农村互助养老绩效生产的实践逻辑。研究表明，农村互助养老绩效是多环节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提升农村互助养老绩效水平需要优化政府治理环境、加强村庄社会建设、建构合作生产供给机制以及发挥个体能动作用。     

农地“三权分置”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的实证检验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农业农村部固定观察点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1）农地“三权分置”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且主要推动了财产性集体经营收入增加，非财产性集体经营收入无明显变化。（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三权分置”增强了村集体主体地位。一方面，村集体通过增加地力投资，获得新增土地的增值收益和集中统一流转的管理费；另一方面，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后，村庄能够吸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而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3）异质性分析表明，“三权分置”对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提升作用对处于城郊的村庄、村干部受教育年限高的村庄和产业化水平较高的村庄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应当继续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落实，增强集体经济活力；同时，鼓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福利增进需求研究 ——基于余江、金寨、宜城三地的农户调查

研究目的：研究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福利增进的主观需求,以期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为增进宅基地退出农户福利,提高政策的福利绩效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方法：Kano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1）在近郊农村、远郊一般农村和远郊贫困边缘农村中,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福利增进需求表现出整体较为强烈、各地侧重不同的特征;（2）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福利增进需求具有层次性,且村庄随着偏远、远郊和近郊地理位置的演进,需求层次呈现出从注重居住安全与财产保障的物质性福利延伸为在保障物质性福利的同时,更追求能力提升和权益彰显等服务性福利和权能性福利;（3）非农收入占比、贫困户认定、宅基地退出率和居住保障认知均可显著影响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福利增进的需求强度,但在3类村庄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宅基地退出应契合农户实际需求,甄别福利政策供给焦点,以在最大化增进农户福利的基础上最优化配置公共资源。     

宅基地置换促进农村养老与用地优化：逻辑梳理与成效分析——基于“三圈理论”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以“三圈理论”为分析框架,解析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案例,梳理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和实践成效,为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案借鉴。研究方法：“三圈理论”、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价值、能力、支持”维度的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政府政绩价值实现逻辑、村委会组织职能发挥逻辑、退地老人养老福利增进逻辑,主体均在模式推进中实现各自的“价值”成效。与此同时,政府、村委会、退地老人又在模式推进中进行着相互影响的互动行为,并在互动过程中嵌入利益联结机制、行政权威驱动机制、强社会关系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了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实施。研究结论：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多主体利益及其实现逻辑,是协同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和农村主体老龄化加剧问题的有益探索,建议持续关注农村老人需求,以资源投入和制度供给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实现三要素,保障模式的持续推进,促进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     

资源贫乏型乡村如何实现内生发展——基于西部地区D村的乡建之路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资源贫乏困境,严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西部地区D村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深入了解资源贫乏型乡村蜕变提供了事实依据,揭示乡村内生发展的实现机制和典型经验。D村摸索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之路探索、萌芽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合作组织建设、变革期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村治结构重塑、稳定发展期的治理有效实现与村庄特色建设等四个阶段的依次演进,既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微观缩影,也充分揭示了村庄能人牵头、复合产业建立、政府组织支持和要素变革行动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为乡村内生发展道路实现提供动力支持,彰显出人才、产业、政府、制度多维要素的驱动效应。     

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状况和社会动因——以安徽省绩溪县宅坦村为例

家庭养老是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对安徽省绩溪县宅坦村家庭养老现状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在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对家庭和子士的依赖性较强，尽管家庭养老的保障水平较低，但老年人对家庭养老的满意度较高，对社会养老的认知度较低。农村家庭养老是农村家庭的生存策略，是农村社区群体规范的体现，也是农村居民承继和维护传统的“家”观念和“孝”文化的具体行动。     

水库农村移民养老保障路径探讨

针对水库农村移民养老保障现状，分析了水库农村移民现有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农村水库移民养老保障体系的措施：一方面，由财政提供基础养老金，建立移民非缴费型养老保障制度；另一方面，促进家庭和社区互助养老保障机制向为水库移民提供精神支持转变。     

关系人：产业转型中的村社集体角色研究——基于川北B镇的田野考察

村社集体在村庄产业转型中处于重要位置。已有研究关注村社集体的变迁及其功能变化，忽视了村社集体在产业转型中的角色。村社集体是联系农户和市场的“关系人”，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途径。产业组织形态和关系行动是影响村社集体角色的两个因素。产业发展的组织环境和组织内部关系建构起两种类型的产业组织形态，分别是松散型产业组织形态和集中型产业组织形态。松散型产业组织形态中，村庄产业以规模效益为发展目标，产业类型和经营主体多样，村社集体与产业之间是服务关系，村社集体角色表现为服务型关系人。集中型产业组织形态中，村庄产业以组织效益为发展目标，产业类型和经营主体单一，村社集体与产业之间是经营关系，村社集体角色表现为经营型关系人。关注村社集体在产业转型中的角色有政策意义，即在村社集体推动下，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相契合，最终达至村-民-产整合。     

村规民约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基于要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

村规民约作为乡村的非正式制度,对规范村民的行为、调节乡村社会矛盾、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制度的一种类型,村规民约具备了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即规制性基础要素、规范性基础要素、文化认知性基础要素,它们统一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三大要素外化表现为惩戒监督机制、价值导向机制、传递内化机制,三大机制相互影响、相互强化,共同推动着村规民约作用效力的发挥。     

村庄能人推动宅基地退出的行动逻辑及机制

宅基地退出改革尚存在退出机制不健全、保障不充分等问题,导致了农户退出积极性不高。如何提高农户退出闲置宅基地积极性,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文章通过对江西省余江区宅基地退出中村庄能人效应进行研究,提炼出发挥能人效应推动宅基地退出的行动逻辑。基于能人、政府与农户之间依赖关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与政府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共同助力下,能人依托熟人社会基础行动,通过信用机制、规训机制、激励机制和压力机制四个机制发挥作用,影响农户退出宅基地。对完善宅基地退出中能人参与机制的建议:(1)建立非体制型能人参与乡村治理机制;(2)政府总体布局,政策激励推进能人参与;(3)引入专家评估,规范监督能人参与。     

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

构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解决机制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一个重要保障。考察我国目前各省市的农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解决机制,可归纳为"行政型""直诉型"和"多元型"三种类型。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多元型"较有优势,但"多元型"也并非完美无缺,应从嵌入协商民主、确定"户籍+生产生活关系"的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标准、强化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引导等方面优化之。     

村规民约对村民生活垃圾治理出资意愿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目的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处置对于建立生活垃圾治理长效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村规民约是当前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探讨村规民约对村民参与生活垃圾处置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机理,为建立激励村民参与的自治机制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2020年9—11月对吉林、山东、甘肃756户村民调研数据,利用Logit回归模型,结合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分析不同类型村规民约对村民生活垃圾处置出资意愿的作用机制。结果 （1）“规范式”村规民约对村民的出资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2）在“规范式”村规民约影响村民出资意愿的过程中,村民的生活垃圾处置必要性认知起中介作用,其间接影响占比为5.63%;（3）村民的环境满意度正向调节村规民约影响村民出资意愿的作用路径,即村民环境满意度越高,“规范式”村规民约对村民出资意愿的作用力更强。结论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环境优势,通过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村民环境满意度、强化村规民约执行力度,推动村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处置。     

韩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的演变进程、典型经验和中国镜鉴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发展要求有较大差距，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面临相似困境的韩国，通过新村运动开展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助推韩国农村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将韩国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分为五个阶段，总结韩国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经验为：政府引导并撬动社会资本，为建设和管护提供强力资金支持；正向激励和培育农民素质相结合，畅通农民意见表达机制；设立建设管护带头人，建立村庄数据库，避免村庄代理问题等。中国村庄基础设施正处在提质增效发展阶段，应提高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支持力度，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挥村庄热心公益乡贤的带头作用，加强政策宣传和提高工作透明度等。     

乡贤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与路径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历史，乡贤群体在乡村场域内具备独特意义。新时代以来，为解决乡村秩序失衡、共识离散、公益虚化等问题，需要乡贤人才回归乡土。乡贤人才赋有地域性、示范性、公共性、崇善性，以乡贤嵌入县域内地方组织、规范乡贤个体行为范式、完善乡贤治村制度体系保障、加强乡村公益共同体建设，来优化乡贤内嵌乡土的具体路径，发挥着乡贤人才凝聚乡村振兴合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     

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宅基地有偿退出——基于江苏省阜宁县退出农户集中安置模式的案例比较

农村宅基地退出对提高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户居住环境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并选取江苏省阜宁县宅基地退出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了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宅基地退出治理结构从治理力量上看表现为“科层+市场”的混合结构，从主体上看则有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各类主体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与制度安排，实现宅基地退出内部治理。宅基地退出集中安置的“整村就地”、“整村异地”和“部分就地”等模式整体上都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增加，但不同安置模式之间在交易费用、土地利用、收益分配以及农户福利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与各自所处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宅基地退出治理绩效，在治理环境上要继续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农民分化、阶层整合与村庄治理的塑造——基于豫北Z村的调研

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就业方式多元化,收入差异化导致了农民分化,形成了富裕阶层、中上阶层、普通阶层和无固定收入阶层等,但是,村庄社会并没有伴随经济分化出现阶层隔离现象。这是因为地缘、血缘及地方规则等仍然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有效弱化了经济分化可能造成的阶层隔离,形成了“有分化无分层”的社会结构。所以,构建农民分化型村庄的治理秩序,需要借鉴Z村的实践逻辑,通过血缘地缘激活村民的情感认同,跨越阶层属性,以集体经济强化阶层的社会属性确保村民的社会权益,以公共活动保障调整社会关系格局的互助空间提供情感互动,以村规民约为治理提供软约束,保障公共权力的中心地位,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联,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区分,再造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塑造有组织有活力的村庄社会。     

积极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

推行村规民约，不需要大的资金投入，不需要有高深文化支撑，对于欠发达地区条件更为有利、尤为迫切。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直至发挥其应有作用，需要经历较长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基于村庄类型差异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研究 ——以聊城市为例

研究目的：梳理村庄类型与农村居民点整治间的逻辑关系,探究基于村庄类型差异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并提出因类施策的整治方案。研究方法：空间叠加分析法、等级组合法、综合指数法。研究结果：（1）基于城镇辐射影响、规模集聚程度、生态胁迫度的村庄类型识别,结合特色资源、区位条件和“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的村庄类型筛选,将聊城市5 782个村庄划分为4个一级类和8个二级类,为分析不同类型村庄在发展特征、整治潜力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提供有效支撑;（2）聊城市农村居民点现实整治潜力为15 155 hm2,占比16.7%;各村庄类型的“数量—格局—质量”整治潜力特征差异明显,存续提升型是数量最多且潜力最高的重点整治类型,可整治面积占45.7%;（3）根据各个类型村庄的潜力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提出整治对策和实施项目。研究结论：考虑村庄类型的差异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合理性,研究成果可为实现多元化的整治目标、优化村庄功能布局、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