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薪酬与其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基于CGSS农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CGSS数据,以村干部的薪酬及其决定为自变量,置村干部于国家、村庄和家庭的三维互动关系中,以标准的经济人为假设,把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作为因变量,分析了村干部作为共同代理人在多任务执行中的代理行为问题。研究发现,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与其的薪酬高低显著相关,村干部工资越高越倾向于代理国家从事政府交予的各项管理任务;村干部的补助越高,就越可能代理村民从事村庄治理事务。村干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选择与其的薪酬决定主体显著相关,无论是村干部的工资还是补助,如果是由乡镇政府决定,那么村干部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可能性较大,如果由村两委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那么村干部成为村庄代理人的倾向较明显。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改变村干部的工资和补助及其决定来激励村干部的行为。     

村干部双重身份的腐败惩罚差异

村干部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具有作为村"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行使村民自治权,具有作为村"代理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基于2014～2016年村干部腐败案件的裁判文书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村干部双重身份对腐败惩罚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身份村干部的腐败均具有数额小、侵占公共财物为主的特征,但惩罚力度却完全不同。无论是监禁刑还是财产刑,"代理人"身份的腐败惩罚力度都明显低于"官"身份的惩罚力度,并且村支书与村主任的职务身份差异对腐败惩罚的影响不明显,同时村"官"身份的村干部受到了比一般国家工作人员更严厉的惩罚。同一群体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不同水平的腐败惩罚不利于乡村的健康发展,应逐渐统一。     

村干部职能转变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村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农村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的职能逐步由行政性向服务性回归。但在回归的过程中,新旧问题的并存,使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从而对村干部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村干部职能转变过程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构建有效的村干部职能转变机制,为村干部的职务行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

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在中国具有普遍性。本文基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相互博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农村集体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宗族分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为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研究发现:村干部掌握农村集体资源的非农用途转让权,故村干部职位具有潜在的租金收益,落实监督制度妨碍村干部获取租金,因而村干部反对落实监督制度;乡镇干部因和村干部分享租金,因而不会促使村干部落实监督制度;村民为了分享集体资源的收益,反对村干部不落实监督制度,但其反对只有村民达成集体行动后才能生效。在存在宗族分化的行政村,本族村干部对本族村民具有天然的正外部性,所以村民都偏好本族村干部。这种偏好和村干部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不同宗族的村民达不成集体行动,结果监督制度缺失成为均衡。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不仅是"资源诅咒",也是"血缘诅咒"。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本文试图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论点，观察、分析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提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次级委托人的角色错位和代理关系的不均等、初始委托人的行为能力弱、村委会作为委托人和双重代理处于两难困境、乡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较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村民、村委会和乡政府的责、权、利关系不清，并缺乏相应的激励、惩罚和约束机制。要变革农村基层组织委托－代理关系，必须合理界定村民     

浅议如何当好村干部

农村干部在农村作为通过村民自治机制选举产生的在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的具体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今农村工作任务繁重,这就对农村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从服务意识,强化能力与班子建设方面阐述如何当好村干部,村干部应有服务村民的意识,学习政策、准确把握村情民情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工作作风。     

委托-代理关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组织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是一项基本的农村社会制度,无论是从改革开放成果,还是从目前现状,这项新的制度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的趋势。但由于村民、村委会和乡政府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不太明确,内生委托人行为能力差、外生委托人角色错位、以及代理人经济基础薄弱、素质不高,使得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委托代理关系存在诸多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委托代理的视角提出明确内生委托人、外生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责权利,提高代理人的素质、培养内生委托人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营造民主氛围等措施和对策,并且得出一些的基本结论。     

村干部合法收入标准的确定——以陕西省兴平市西吴镇为例

目前 ,大多数村干部的合法收入水平偏低 ,从而影响了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本文通过调查村干部及村民对村干部合法收入水平的期望值 ,发现村干部的年收入若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倍 ,则村干部和村民均比较满意。     

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分析

土地流转对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激发农村土地活力,有助于促进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并带动农业现代化。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其行为模式对土地流转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以村干部的角色定位为切入点,从理论上将村干部的角色进行分类,进而研究其动力机制,旨在促进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村干部工资让村民说了算

报载，辽宁省本溪市石桥子镇7个村的干部工资全部由镇政府根据各村人均收入、工作量的大小等因素，提出村干部补贴标准的指导性意见，交各村村民会议广泛讨论、科学确定年补贴标准。同时，村民会议与每个村委会成员签订了工作责任书，年底按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兑现。此举深得广大村民赞许。     

强化村干部专项审计

近年来,江苏省南京市把积极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作为构建"村官"保廉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当年即将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的村及时进行离任专项审计,对已完成换届选举的村定期开展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去年,在各地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自查、互查的基础上,由市委农工办牵头会同市纪委、市监察局对全市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工作情况进行了市级检查.检查情况表明,各区县、镇街审计组织健全,审计内容规范、重点突出,审计工作已基本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朝阳区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全面展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干部由有选举权的村民选举产生。“海选”产生的村干部,大多属于群众基础好,有带领群众致富的愿望,能为农民实实在在办事的农村致富带头人。但是,在一些地方,也有部分村干部文化基础差,对国家法律法规、农村政策缺乏了解。这样的村干部上任之后,往往会凭着自己的喜好做事,甚至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不知,也有的因为不学习,缺乏创新精神和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致使农村工作毫无起色,死水一潭。     

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干部问题探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思路,而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和推动者--村干部,则是实施效果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就此,本文通过分析村干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我国村干部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几点对策.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中的角色冲突及其管理

以角色理论为逻辑起点,对当前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中存在于政府、村民委员会及村民三者之间的角色冲突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因政府监督管理缺位、村民委员会自治性弱化和村民有效参与机制阙如导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过程中同时扮演双重角色的政府、村民委员会和村民都发生了日趋严重的角色间冲突。而有效解决角色间冲突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监督管理,健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创新民主参与形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     

“公司＋农户”模式中的公司与农户：一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解释

在“公司 农户”经营组织模式中,公司与农户是互为委托人、代理人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公司 农户”存在双重道德风险的发展困境。解决双重道德风险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长期的以信誉机制为基础的合作契约。     

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以鲁南地区农村实地调查为例

本文以对鲁南两个村的实地调查为例,说明市场因素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侵入造成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即村干部对村庄控制和保护能力的减弱,并试图用"弱监护人"这一表述概括之.同时,从村干部和村民个人利益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村干部向何处去——关于村干部“公职化”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通过对村干部“公职化／职业化”理论探讨与经验实践的述评,以及从评判村干部职业化的三个袁征：“村干部工资的来源及发放主体、村干部工作的流动性、村干部的职业生涯设计”和村干部职业化可行性的四个维度：“国家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法律法规环境、群众基础和组织机构环境以及村干部自身的基本素质”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传统农业型地区的农村,村干部公职化／职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并进一步澄清了经济发展与村干部职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发展是村干部职业化/公职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而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法律法规、民众政治生活习惯的协调发展。     

山区村干部工作有五难

最近,我们通过组织全县16个镇65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代表座谈发现,现在山区农村村干部工作有五难:一是上级只对村里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却不进行宣传教育,使村干部难以开展工作。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土地调整等,村民犯了法,政法机关只对村民拘留罚款,最后叫村干部领回去,起不到什么效果。二是村级集体经济底子薄,筹集资金难。村干部都想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厂办企业有好项目,却贷不到款,借不到钱。三是上级只顾发展,不顾效益,使村干部"两头受气"。上级领导只顾摆花架子,没有根据每一村的具体实际,盲目上项目,一会儿刮"茶风",一会儿"杜仲     

村级公共产品筹资方式异质性:基于村干部人格特征的视角

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作为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村干部,其人格特征是否会对村级公共产品筹资方式产生影响?本文基于2017年辽宁省271位村干部的调查数据,应用人格经济学领域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大五"人格量表测度村干部的人格特征,实证分析村干部人格特征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的影响,以及人格特征在其中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高的村干部,保守程度低,容易获得村民的支持,在筹资时更易获得村民出资;开放性人格高的村干部,思想较活跃,更倾向于进行风险投资,从而选择村集体出资建设村级公共产品;严谨性高的村干部,往往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获得所需资金,从而选择村集体和村民混合出资。相应的政策涵义在于: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完善村级公共产品筹资决策制度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村干部人格特征对政策效力的影响。     

政治身份降低了流转租金吗——来自浙江省的实证检验

拥有"双重角色"的村干部在土地流转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使用浙江省5个市的调查数据,从地块层面分析了村干部身份对流转林地租金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的"双重角色"具有权力优势和社会网络资源优势,使得村干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流入林地时,租金均显著低于非村干部;而且村干部在流入立地质量更高、产权更安全等条件较好的林地时,租金水平接近、甚至低于非村干部流入条件较差的林地租金。因此,在推进林地流转市场化改革中,应当防止因政治身份差异所引起的交易不公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