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让要问题和解决对策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把“农村城市化”、“城市化”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即在谈论“中国城市化”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农村城市化”或“农村人口城市化”;更有甚者,将“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等同起来。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对推进“农村城市化”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障碍,干扰和阻碍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实践误区及对策分析

农村城市化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我国农村城市化建设取得了瞩目成绩，但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一定程度地走进了误区，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农村城市化，积极应对出现的问题，方能顺利完成农村城市化进程，并最终解决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三农”问题。     

稳定城市化——一个人口迁移角度的城市化质量概念

针对现有城市化质量概念的弱点,本文运用人口学指标,构造一个稳定城市化概念来表征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过程角度的城市化质量。稳定城市化是指在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共同生活基础上呈现出来的连续的、无障碍的、不可逆的城市化过程,包括过程稳定性和家庭完整性两个方面。如果获得合适数据,可以计算城市化稳定性指数。稳定城市化分析框架以不稳定城市化和稳定城市化为逻辑桥梁,在城市化问题及其社会经济根源之间建立清晰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通过解释不稳定城市化达到研究和解决城市化问题的目的。     

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

最近,黄菊市长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村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地位的确立和郊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郊区农村城市化问题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完全可以说,农村城市化战略是上海整个发展战略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郊区农村城市化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试谈农村产业结构的概念及划分

万里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关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问题”,“首先必须对农村产业结构的概念有个正确的理解”,“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去揭示农村产业结构的全部内容和内在规律,建立科学的现代农村产业结构概念,即农村产业的整体和多层次的概念”。那么什么是产业呢?一般认为一是指私有土地、房屋等财产、家产。二是指各种生产的事业。也特指工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也有的认为产业一方面是把     

对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探讨

在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研讨中,许多方面涉及农村工业化、城巾化、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关系问题,这“四个化”,珠江三角洲已经走在广东、乃至全国的前列,但在认识和实践中,都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主要从认识上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1.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内涵,应包括实现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基本途径。但只提这两化是不够的,对现代化来说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应加上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内容。     

我国现阶段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的一点研究思路

一、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当前农民收入问题形势严峻 中国的“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问题，也就是捐系统性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的收入问题。“三农”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之一，现代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并没有“三农”问题：高度城市化已消灭了农村社会的概念；农业已经完全产业化、现代化，劳动生产力的潜能已基本发挥，农业投资回报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大致相当；农民只是行业概念即农业工人，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而在我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农业、农村、     

小城镇道路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与《小城镇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作者商榷

《中国农村经济》2 0 0 1年第 12期发表了秦尊文的《小城镇道路 :中国城市化的妄想症》(以下简称“秦文”)一文。该文简要地评述了我国走小城镇道路的由来 ,分析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并得出通过小城镇道路来实现我国城市化是一种妄想的结论。文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 ,但笔者对文中的有关论点不敢恭维。现笔者就小城镇道路及存在问题的原因等有关问题与作者进行商榷。一、关于对小城镇道路的认识我国小城镇的概念并不是人口规模或用地大小上的概念 ,而是指现行的城镇行政管理体制下 ,处于行政级别最低一层的城镇。例如…     

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

“乡村城市化”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是调整产业结构时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在作出战略决策时,必须对我国城市结构的变动趋势有个比较准确的预测,必须掌握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和机制,找到城乡共同繁荣的道路。这个专栏是本刊重点专栏之一,希望它能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一点作用。     

城市化要“有序推进”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如何实现现代化一直存在两种基本的看法：一是通过迅速城市化，减少和“消灭”农民就可以了；二是依靠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力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基本循着上个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办法。现在看来，单独走以上两条中的任何一条道路，可能都行不通。在城乡诸多领域二元体制仍未改变的情况下，加速城市化只能是伪城市化，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和福建三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浙江和福建3县（市）69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浙闽山区的多数农民愿意采取竹林培育新技术，毛竹笋用林培育技术类型已成为当前竹林经营的主要方向。文章提出政府在制定推行竹林培育新技术的宣传策略和技术方案时，应使技术指向更加明确；在技术传播途径的选择上要通过综合应用公众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播形式，并特别关注示范基地和示范户建设，形成活跃于农村的科技示范户，通过他们实现毛竹培育新技术在农村社区的快速传播。     

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的地区差距及政策选择

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食品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传统的扩大当地粮食种植比重、提高自给自足水平的政策选择并不利于提高粮食和食品消费水平和缩小地区差异 ;影响我国农村、尤其是贫困缺粮农村地区农民粮食和食品消费水平最主要的因素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更有效地提高这部分弱势人群粮食和食品消费水平的政策选择应是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和健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市场流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