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率

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城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由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户籍身份转换显著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户籍身份在转换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同时，并未提高常规型消费水平。原因是户籍身份转换家庭为追求相对社会地位而产生物质渴求动机，在面临流动性约束时推迟了当前消费，从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此外，户籍身份转换后子女教育等支出和收入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低收入、低财富、低户主年龄和高负债家庭而言，家庭成员发生户籍身份转换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是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之谜解释的有益补充，以期为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提供参考。     

政策凸显性、保费补贴与农户参保意愿——基于情景模拟的实证研究

以种植业保险为例,采用情景模拟的组间实验和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种植业保险政策凸显性和保费补贴对农户参保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政策凸显性对农户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将种植业保险政策明确告知农户后,农户的参保意愿会显著提高;二是保费补贴对农户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与控制组相比,在实验组中明确告知农户购买种植业保险有一定的保费补贴后,农户的参保意愿会显著提高。此外,通过进一步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表明,保费补贴对农户参保意愿的提升作用远大于政策凸显性。有鉴于此,为了有效提升农户种植业保险参保意愿,应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保费补贴政策,切实提高保费补贴效率,并运用科技创新成果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     

政策性农作物保险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发展绿色农业已成为全球共识,通过对农业补贴等政策的调整引导农民发展绿色农业已成为各国农业发展的新趋势。相关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作物保险通过改变农户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会引起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行为的调整并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文章基于对福建省稻农的调查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现行政策性农作物保险与农户农用化学品投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增加化肥的投入数量会提高其参保意愿,增加农药投入量会降低其参保意愿;相对于未参保的农户,农户参保后其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增加了6.21%,而单位面积农药投入量降低了1.82%。再以农户耕地规模为分类标准,对政策性农作物保险制度与农户农用化学品投入行为的关系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规模农户参保后其单位面积化肥投入量比普通农户降低了3.41%;在农药投入上,规模农户比普通农户降低了4.13%。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应针对农户"低碳型"与"高碳型"农业生产技术实施差异化的补贴和保障方案,使政策性农作物保险的补贴和保障水平设计更精准化;应积极引导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或土地托管等方式实施适度规模化经营,从而发挥政策性农作物保险制度潜在的生态环境效应;应建立政策性农作物保险利益诱导机制,引导农户选择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行为。     

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评估:激励效应与财富效应

利用2011年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面板数据,本文从农业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对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尽管当前农业补贴已演变成对农户的一项收入补贴,但它仍具显著提高农业产出的激励效应,且完全通过影响农业投入来影响农业产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农业要素投入具有差异化影响,它并未激励农户增加自有劳动供给,但显著提高了农户雇佣劳动力的概率,增加了农业机械的使用,特别是影响了化肥、种子、农药等要素的投入。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农业补贴不具有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或通过改变农户风险偏好而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但若在实施农业补贴的同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或降低务农机会成本或将补贴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可提高其政策效果。研究还发现,农业补贴具有促进农户消费的财富效应,但这一效应低于其产生的激励效应。     

基于DEA-Tobit面板模型的农业保险补贴扶贫效率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我国农业保险在引入财政补贴后,其保费收入、赔付总额、参保农户数等指标都取得了明显的增长,而农业保险对于扶贫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农业保险补贴扶贫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农业大省湖南省为例,首先利用DEA模型测算湖南省14个州市2008~2014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再运用Tobit模型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总体上处于有效状态,参保农户数、风险保障、受益农户数、已决赔款和政府保费补贴显著影响农业保险扶贫效率。基于此,提出进一步提高湖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效率以及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的政策建议。     

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结合保险定价基本原理和保障水平驱动机制,分析农业保险对农户经营性净收入的影响机理。同时,本文利用2008—2018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户经营性净收入的影响。面板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在保障广度和保障深度两方面影响农户经营性净收入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在农业灾害发生前,财政保费补贴比例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保障广度和深度对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的驱动力;在农业灾害发生后,保障赔付效益对保障水平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抑制作用。最后,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考察不同保险保障水平影响农户经营性净收入的差异。     

农户对农业保险赔款作用的评价——基于内蒙古500多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为了了解农户对农业保险赔款作用的主观感受,探索影响农户评价保险赔款作用的因素,本文基于内蒙古自治区500多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应用比较分析法比较了不同特征农户对农业保险赔款作用的评价,并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评价保险赔款作用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耕地规模与质量的农户对保险赔款作用的评价具有明显的差异;农户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耕地规模、农户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以及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认知对其评价保险赔款的作用具有显著影响;农户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和其家庭的耕地质量对其评价保险赔款的作用影响不显著。     

土地托管对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的影响——基于非农就业与农业产出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2018年辽宁省玉米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土地托管-非农就业和农业产出-家庭经济福利"理论分析框架,结合线性回归模型、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非农就业和农业产出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农户土地托管的家庭福利效应。研究表明,第一,土地托管行为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户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土地托管既可以增加农户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可以促进农户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第二,非农就业和农业产出在土地托管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两种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39.06%和10.8%,而土地托管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路径中,并不存在中介效应。第三,除关键变量之外,生产决策者的家庭特征也是制约农户经济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农户储蓄率

为了探索社会网络在农户之间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其对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户社会网络对其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在考虑家庭成员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以及农户的文化传统和偏好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社会网络通过其内部的风险分担机制发挥着非正式保险的作用,进而降低农户储蓄率;3对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分类表明,亲戚这种"强关系"能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而朋友这种"弱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发生在联系较为紧密的亲戚之间。     

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及经验研究

农业保险能否肩负起提高农户收入的历史重任仍存在争议。为此,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随后,利用2007~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农业保险及保费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有显著负效应,说明投保农业保险可能会导致农户管理水平下降,农业保险发展中还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排序效应或排斥效应。另一方面,保费补贴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效应,说明保费补贴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因此,必须加强农业保险宣传,优化农业保险供给,充分发挥保费补贴功能。     

“保险+期货”模式与农户增收——基于全国124个县的多期双重差分估计

目的 “保险+期货”作为我国金融支农的重要创新，对农户实现增收起着关键作用。在农产品价格风险成为农户主要风险的背景下，分析“保险+期货”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和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将“保险+期货”试点视作外部冲击，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11—2020年中国124个县的面板数据，估计“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和效果。结果 （1）“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了2.75%。（2）“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户更为明显。（3）“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是逐年递增的，试点第5年增收效应达到上限。结论 建议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优先在脱贫地区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并且积极探索建立收入保险。     

农户参与农业全程生产托管诱因及福祉效应研究

[目的]农业生产托管作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农户在劳动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农户福利变化及差异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农户参与的诱因及福祉效应，对于促进农业生产托管推广应用，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2021年陕西省关中地区1 169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文章通过熵值法对农户的主客观福祉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全程托管的诱因及对其福祉效应的影响。[结果](1)农业全程托管对农户的主客观福祉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仅在收入与物质需求、选择与行动自由两个维度上增进农户的客观福祉，也有助于农户主观福祉中“三生空间”满意度的提升。(2)全程托管的福祉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对老龄化程度高、经营规模0.67hm²(10亩)以下及粮食作物种植的农户和家庭福祉效应的提升效果较佳。(3)农户全程托管是其理性决策的结果，个人及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及组织支持等是农户全程托管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继续加大农业生产托管的推广普及，扩大全程托管覆盖面。结合农户特征，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支持举...     

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五县市342户农户的调查

本研究以湖北五县市342户农户为样本,对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农业收入占比、贷款经验、对农业风险的认知、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保单产量保障水平、政府信任水平和政府补贴与农业保险需求显著正相关,个人承担保费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年龄与教育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     

特色林产品保险、电商收入比重与小农户收入增长——基于非规模梨果种植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林产品电商健康有序的发展,特色林产品保险在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林业进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然而当前电商环境下"特色险"对"小农户"的增收路径尚不明确。文章以河北、江苏、山东和安徽等4个省份577户非规模梨果种植户为样本,将林产品保险过程划分为参保和赔付两个阶段,对2018年截面数据构建归并数据模型,揭示小农户参保行为对林产品电商收入比重的影响作用,对2014～2018年跟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揭示不同电商收入比重下林产品保险对小农户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林产品保险的参保行为正向影响电商收入比重,价格和加工保险作用明显;各类补偿和保险赔付效率对电商收入比重较高的小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应,当电商收入比重较小时该作用并不明显。林产品保险在参保阶段和赔付阶段对收入的影响机制不同,参保行为影响收入结构,赔付效率影响收入增长,增收效应随电商参与深度的增加而趋于显著。文章最后提出建议:特色林产品保险应与林产品电商协同发展,推广"以奖代补",规范保险赔付的理赔和到账周期,建立林产品电商合作社,提升小农户的抗灾能力和订单效率。     

农户参与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满意度调查

2018年在新疆正式推行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政策,试点至今已有五年。本文基于新疆叶城县、麦盖提县、六师芳草湖地区农户问卷,对农户参与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满意度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棉花种植面积、家庭年纯收入、政府支持力度对农户参保意愿均有正向影响;年龄对农户参保意愿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参保意愿呈反向影响。参保农户对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政策的补贴发放金额、补贴发放时间、补贴发放形式、政府监管力度及政策总体的满意度调查中,一般满意的最多,仅有较少农户表示不满意。     

湿地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鄱阳湖区调研数据为例

研究目的：探讨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以及收入水平的影响,以期揭示和评估湿地生态补偿实施的效果及有效性,为湿地生态补偿效率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模型及广义精确匹配法。研究结果：（1）湿地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农户生计策略转变,可提高农户生计非农化及多样化程度。除此之外,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实际经营耕地面积、金融机构借贷以及家庭社交情况等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2）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使政策参与农户家庭总收入增加6 459元,家庭人均收入增加1 756元。（3）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不同类型的生计收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商业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具有负向效应。研究结论：政府应继续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建立多元化综合性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促使农户由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的发展方向,拓宽农户增收途径,降低农户生计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以此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目标,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农户禀赋、风险偏好与农户参保决策行为差异性——基于新疆棉区农户的实地调查

基于新疆1726户棉花种植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深入考察导致农户实际行为与参保意愿差异化的原因。结果显示,农户风险偏好是影响农户参保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农户年龄、文化程度、种植年限、社会经验及城乡距离等农户禀赋因素对其参保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加显著;其次,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大同小异,由于保险公司制度不健全、参保激励措施存在弊端等原因导致部分农户的实际参保行为与最初参保意愿出现偏差。鉴于此,提出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农业保险供给侧创新、增设多种具有优惠政策的保险类别、改革激励农户参保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     

信贷约束对农户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信贷约束强度对农户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并通过工具变量方法缓解信贷约束的内生性。研究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显著降低农户的消费总量,减少其生产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不利于优化农户的消费结构,而减弱农户的信贷约束强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通过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调节作用发现,信贷约束对低收入群体具有更强的负向作用。即仅在低收入家庭和农业收入家庭的分样本中,信贷约束会显著降低农户的消费总量、生产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因此,在贸易摩擦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为刺激农户提升消费总量和优化消费结构,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后续政策应着力改善农户的信贷环境。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的农户家庭调查资料，对决定中国农户家庭储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一个有丰富解释说明，且能对各种类型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研究发现，(a)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相当大，且为正值；(b)在帮助解释区域间储蓄率的差异中，文化因素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c)家庭生命周期的“∪”型分布假说被拒绝，相反“∩”型分布发现；(d)当家庭财富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表现为负值时，持久收入假说也被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