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合作、结构嵌入与农村环境治理——基于D县H镇环境治理的案例考察

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依托政府兜底式的封闭式环境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日益复杂的环境治理需求。消解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核心在于,一方面通过协商沟通、塑造共识、内外激励,构建主体信任、合作认同与集体行动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提升政社环境合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以党组织、制度、资源要素嵌入农村环境治理场域,为农村环境治理参与主体提供行动基础、行动规范与行动条件。本文运用“政社合作—结构嵌入”的分析框架,基于D县H镇的环境治理案例考察认为,农村环境善治需构建政府有限引导、社会良性参与的环境合作治理格局,重构农村环境治理的嵌入结构,建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结合的农村环境治理体系。     

关系嵌入与精准偏离：基层扶贫治理策略及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以彭阳县小石沟村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偏离过程中村干部的策略行动,并基于关系嵌入的视角分析扶贫策略行动背后的影响机制。精准扶贫在乡村场域遭遇的实践困境为村干部制造了一定的变通空间,在层级考核和基层维稳压力下,村干部采取了"道义"填补、精英分工治理与关系驱动的扶贫策略。笔者立足村干部所嵌入的关系结构,发现"碎片化"的干群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划水治理"的行动逻辑,"分利合作型"的乡村关系形塑着村干部"唯上"的行动逻辑,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形塑着村干部"交换平衡"的行动逻辑。文章认为,探索并改造"关系"这一传统社会资源,挖掘"关系"的积极效用,可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深入推进可持续精准脱贫。     

扶贫治理视野下“驻村第一书记”研究

21世纪精准扶贫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于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深化扶贫资源整合和提高扶贫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第一书记制度基础上,通过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广西五省区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分析驻村第一书记的群体特征,从第一书记岗位职责、胜任能力、履职成效三个方面分析驻村第一书记履职现状,从个性特征和客观环境分析影响驻村第一书记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发现第一书记面临的主要困难:驻村第一书记选任的精准度有待提高、驻村第一书记权责悬置,名实难副;驻村第一书记的基本生活和工作条件缺乏保障、驻村第一书记激励政策缺乏可行性等。本文建议:扩大选人用人范围,增强人岗相适性;落实驻村第一书记"事权"与"财权",提高履职效率;完善保障与激励措施,确保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中国海洋生态损害的制度根源及治理对策分析

海洋生态损害行为的产生与制度环境密不可分,本文围绕市场机制失灵—政府机制失灵—社会机制失灵的三元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海洋生态损害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损害治理方案。海洋生态损害市场机制失灵强调海洋产权私有化困境及市场作用扭曲所带来的影响,政府机制失灵分析从制度激励视角出发,揭示中国过去以GDP为核心的晋升考核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地区竞争格局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危害,社会机制失灵分析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强调海洋生态保护中社会力量的缺失与个体高昂的行动成本以及社会资本培育的不足紧密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排污权交易、绿色GDP考核和社会力量相结合"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损害治理架构。     

干部驻村制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作用及发展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干部驻村制度作为上级政府对完善基层治理的外派力量,在建强基层党建、打好脱贫攻坚战等农村工作方面产生了巨大成效。文章系统梳理了干部驻村制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用机制,总结驻村干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治理成效与实施困境。研究得出,驻村干部在促进农村党组织自身建设、联系党群关系,激发党员活力,加强党的阵地建设等方面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然而驻村干部制度也面临着权责不匹配、支部党员流动大以及干部自身定位不明确的困境。最后提出干部驻村嵌入型治理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对接机制,规划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成效路径和应对潜在困境的参考建议。     

新政

正中央办公厅印发意见: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对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作出规定。《意见》要求,坚持有序衔接、平稳过渡,在严格落实脱贫地区"四个不摘"要求基础上,合理调整选派范围,优化驻村力量,拓展工作内容,逐步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要求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加大选派力度。     

乡村治理中的内生秩序:演进逻辑、运行机制与制度嵌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内生秩序先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行政渗透、人民公社时期的双重挤压、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获新生以及后税费时期的转型生长四个阶段。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社会改造运动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利益分化的组织形态、契约主导的市场秩序、组织化的社会关联正在重塑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透过"制度—过程—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可见村庄场域中内生秩序的逻辑演进路线。在权威主体自觉性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策略性的调适行动以及人际能量场赋予的行动能力的运行机制下,制度嵌入与内生秩序达致适配能够降低制度的嵌入成本,避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动态平衡。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交互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协同机理——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的理论解读

交互嵌入是两个系统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通过有形或无形要素的双向联结,实现行动协同、功能互补、同向发展的社会过程。在交互嵌入视角下,以纯农业村庄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为样本的理论分析表明,积极推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关系和认知等方面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主动嵌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在诉求、行为和精英等方面对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动嵌入,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建构村民利益联结机制、集体理性机制和共同发展机制,不失为后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积累和发展模式优化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现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形塑着政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对象。以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指向城镇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勘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边界,进而指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与行动困境,应遵循乡村治理主体全面协同、乡村治理机构系统化与乡村治理方式科学化的逻辑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乡土文化视角下的贫困治理遭遇与对策——以河南省Z村的贫困治理案例为例

目的 文章以乡土文化的视角切入,通过分析扶贫资源下移过程中存在的第一书记制度嵌入受阻、村民自治组织信任危机以及资源下移的目标偏离等问题,以厘清扶贫干预工作中的文化遭遇及深层逻辑。方法 运用实地调研、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分析扶贫资源下移过程中的问题及背后机理。结果 （1）作为精准扶贫的主战场,乡村社会有着自身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与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下的精准扶贫思路有着较大差异,冲突与弥合纵贯精准扶贫全过程。（2）扶贫干预遭遇的困境背后是精准扶贫本身数据精准思维与乡土社会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正是乡土社会隐藏下的农村逻辑干扰着扶贫的顺利进行。（3）熟人社会背景下的利益抱团、建立在私人道德上的差序格局以及村庄治理中呈现的无为政治,这些本土化的乡土逻辑干扰着扶贫资源的下移和村庄治理的合规。结论 扶贫过程中应积极赋权于驻村工作队,加强精准扶贫具体政策的有效传达等政策建议。     

论包容性村庄规划理念：融合管控与自治的治理

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乡村空间治理和村庄规划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的梳理总结,提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包容性村庄规划综合框架,讨论如何融合顶层设计的管控和自主治理的自治以增强治理的包容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乡村空间治理被赋予的多政策目标致使村庄规划缺乏包容性,出现规划失效。融合管控与自治,采取互动、沟通、平等、互嵌的民主决策过程形成共同意识和统一行动,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包容性村庄规划具有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能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行动,在竞争与合作的价值融合过程中实现资源整合和重组,实现有效规划。研究结论：通过关注边缘群体,包容性反映了政府治理和决策的开放程度。政策管控将通过制度创新、培养能力、促进信任、划定边界等措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信任、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村庄自治的基础,并通过一系列有效且具备成本效益的行动提升包容性。关于管控和自治孰优孰劣的辨析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     

村民组与农民行动的单位--安徽肥西县小井村调查

本文以安徽小井村的调查为例,讨论了作为一个认同和行动单位的村民组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文章认为,当前中国不同区域农村,农民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往往有很大差异,这种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差异,是造成村治状况差异的基本方面。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构成了理解乡村治理的一个新视角。     

规则流变视角下农村基层治水体系建设——以福建省永春县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对农村水利的投入不断增加,然而"政府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市场管不了"的现象仍然存在,跨村水利管护机制缺失、基层治水规则与秩序失范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福建永春县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为例,分析基层村镇场域中治水规则的建立与变革,从边界、身份、选择等7项规则入手剖析其对基层治水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治水规则深刻影响了吾峰镇水利管护的行动情境:边界规则突破了原有以行政边界划定的资源治理边界,并鼓励企业等新行动主体进入;身份规则、选择规则明晰了管护主体的合约关系,确定了权责监督机制;偿付规则实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信息规则推进了基层治水的公开、透明化运营;聚合规则创新了基层民主的可实现形式;范围规则通过试点选择创造了政策空间。在7项基层治水规则的共同作用下,吾峰镇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改革摆脱了管护主体缺失困境和跨域治水合作困境,实现了治水行为的规范有序和管护绩效的稳步快速提升,促进了农村基层治水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小农户的集体行动逻辑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对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进而乡村治理的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以我国小农户的特征为切入点,利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剖析小农户参与农村集体行动的逻辑,揭示我国小农户的特征和对农村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我国小农户参与农村集体行动的趋势。总体而言,小农户的诸多特征不利于我国农村集体行动的开展,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人均资源禀赋不足、耕地细碎化严重、农户持续分化等小农户特征,是导致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衰败的重要原因。长远来看,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和农户收入提高等因素将有助于扭转我国农村集体行动的衰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契机。     

To reallocate or not: Reconsidering the dilemma in China's agricultural land tenure policy

In China, rural land is collectively owned at the village level. Village officials usually have the power to reallocate land property across families on an ongoing basis due to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village. Realizing that frequent land reallocation and abusive land requisition will undermine economic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social stability,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Law” passed in 2002 explicitly reads that farmland tenure security must be maintained for at least 30 years since the last nationwide reallocation in 1998. The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of land reallocation in Chinese villages have decreased as a result. However, failure to allocate land to the newly increased population often induced conflicts among village members if the security of land tenure for 30 years was strictly implemented. Administrative land reallocations then still continued in some villages to accommodate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se places. Based on an almost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rural dataset collected in 119 villages of 6 provinces across China in 2008, this paper lays out some stylized facts about the administrative land reallocation after 1998. By analyzing the opinions of over 2200 farmers on the central policy of maintaining farmland tenure security, we are able to rationalize why some farmers support the policy while others oppose it. This analysis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lemma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embedded in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land system in China. It is further shown that social conflicts among village members may easily arise either due to administrative land reallocation or due to lack of it. We argue that this dilemma cannot be resolved effectively without coordinated reforms i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can help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permanently settle in cities and release their farmland to those who stay in the countryside.     

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实施效果差异及原因诊断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重点对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实施效果的差异进行考察,在全县域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典型案例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乡镇政策目标取向、乡村治理模式、村民选择行为等方面对实施效果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县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乡镇政策目标取向的不同使其实施效果也存在差异性;乡贤治理模式的村庄退出效果较为明显,政策整体实施效果较好;政府主导模式的村庄偏向选择阻力小、效率高的有偿使用制度,但政策稳定性较差;传统自治模式的村庄会将政策变通折中,主要以有偿使用为主,实施效果较差;村民的选择行为与超占宅基地利用状况和价值大小、政策宣传和执行力度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镇政府要明确政策的主要目标,加强政策宣传,完善政策流程;明确村集体的主体性作用,鼓励能人善治的乡贤治理模式;对退出的村民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注意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内源式发展强调发展过程由本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乡村内源式发展离不开本地化的社会动员。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村庄内源式发展中的动力来源或动员机制,忽视了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具体场景,即嵌入乡村发展的熟人社会基础。本文采用单案例嵌入性分析方法,从陕西省袁家村的发展实际出发,探究熟人社会在村庄动员中的背景因素及其动员机制。研究发现,乡村熟人社会所蕴含的三大特征——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具有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鼓励先富带后富、维护村庄共识的作用,进而可助力资源动员、成员动员和观念动员,推动村庄内源式发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