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价格:一个供求均衡——陕西省三县(区)721户农户调查

本文以供求均衡原理为指导,立足农户意愿,依据陕西省三县(区)72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构建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需求曲线和意愿供给曲线估计方程式,进而推算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均衡转让意愿价格为33855.09元/亩,并结合收益还原法,估算出农地理论流转价格是实际流转价格的8.2倍,表明现行的土地流转价格严重偏离了农户的意愿。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对政府主导与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的比较分析

研究目的:对比分析政府主导和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差异,衡量不同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研究方法:DID模型,比较分析方法。研究结果:与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相比,农户主导型土地流转更能提高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转出户的人均非农业收入比政府主导下高出1266元。而土地资源配置效应因农户类型和流转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土地流转前以非农业为主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土地转出户人均土地资源报酬显著高于农户主导型土地转出户387.74元,但是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出土地面积过大,人均土地资源报酬低于农户主导型土地转出户。研究结论:(1)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土地流转符合农户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目标;(2)鼓励农户通过政府建立的平台进行土地流转,显化土地租金价值;(3)针对不同类型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土地流转。     

农地流转供求关系实证分析——以上海为例

农地流转是农地使用权的市场交易,需同时具备农地使用权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本文以粮田和菜田为例,对上海郊区农地流转供求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农地流转在供求关系上会表现出不同的失衡状态,制约粮田流转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不足,而制约菜田流转的关键因素是农民缺乏土地供给意愿,以致影响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有关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建议。     

空间异质性下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以武汉、荆门、黄冈为实证

研究目的: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的农地流转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方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结果:(1)调研区域农地流转率为15.2%,农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966.85·元/hm2·a、1933.95元/hm2·a,流转率和租金价格水平偏低;农户偏好将土地流转给自家亲戚或同村村民,仅有10%的农户信任土地流转中介,考虑灵活行使土地权利,倾向1—5年内的短期流转;(2)重点开发区受经济区位、家庭禀赋及生计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流转率、租金水平相对较高,农地流转后"非耕作"现象逐渐增多;农产品主产区家庭户均经营规模较大,农户更偏好土地流入;生态功能区农户对农业企业、中介组织信赖程度偏低;(3)农地流转行为受家庭劳动力特征、经济特征、未来预期、耕地资源特征、区域发展特征等变量的影响,且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在空间上异质。研究结论:不同主体功能区农地流转行为及市场发育程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应因地制宜地推行土地流转政策,考虑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限制因素,推行差异化的农地流转策略。     

农地流转的效率与供求分析

农地流转的效率是影响农地流转顺利实现的最终决定因素，农地流转的效率应当体现在有利于增进农民的整体福利，有利于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农地流转应当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相配合，随着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农民不断转出农地，留守农村的农民逐步提高经营规模和效率。农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农地流转的直接原因，影响需求的因素包括转入土地的收益性和收交加的有效性，影响供给的因素扬农地供给的可能性、农地供给的收益性和供给收益的有效性，农地流转的供给和需求都会经过高→低→高的波浪形态，最后达到均衡。     

中国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上能否如愿以偿?——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考察

农地流转是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尽管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但农户在流转市场上能否转入自己想要转入数量的土地尚无人关注。本文利用全国6省1200户2000年和2008年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户的流转意愿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流转市场上得以实现,进而考察流转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性、对称性和动态性。研究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交易成本,因此流转市场是不完善的。具体结论:第一,流转市场存在明显进入门槛,进入市场后农户也无法实现完全调整,转入户2000年和2008年分别能实现调整意愿的24%和37%,高于转出户的19%和18%;第二,流转市场的交易成本存在非对称性,转入户比转出户面临的交易门槛高,但进入市场后转入户调整意愿实现程度高于转出户;第三,从2000年到2008年,流转市场的交易门槛显著降低了,但进入市场后调整意愿实现程度并没有显著提高;第四,农资设备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善程度更严重,因此农地流转市场发挥了将土地这种"不能移动"的要素移动起来以迎合那些"本该移动"的要素功能,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应进一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降低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加快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业发展,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基于湖北省27个村313户农户的调查

研究目的:分别基于规模经济视角和农户经济福利视角,考察典型中部地区湖北省的农地流转经济效益。研究方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从规模经济视角来看,农地流转形成的规模经营存在规模效益,说明农地流转存在经济效益,可进一步通过农地流转扩大农地生产规模,提高农地利用效率。(2)从农户经济福利视角来看,农地流转促进了转入户农民收入的增长,此外,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其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也越大,表明农地流转存在经济效益;然而,农地流转对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转出户多为常年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农地流转前后其家庭收入均主要来源于非农收入,且从事非农劳动的时间未发生显著变化有关。研究结论:在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的过程中,应根据政府不同的政策目的,结合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的农地流转推进政策。     

中、东部地区基本农田规划管制农户福利损失及区域差异分析

研究目的：比较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制给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带来的可能福利损失及其差异性。研究方法：期望效用理论和对比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对农民土地发展权及福利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规划管制给东、中部地区农户带来的福利损失分别为42521元/hm2?a和20309元/hm2?a,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户的福利损失是中部地区的2.09倍。东部地区户均耕地远远小于中部,且东部地区的增量建设用地极为有限,所以东部的土地价值大于中部。（2)中部地区发生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坟、改园、取土、挖塘、闲置等禁止性行为的概率为0.39,而东部地区发生这些禁止性行为的概率仅为0.1,说明在耕地保有目标限制下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得到较为有效的宣传。（3)以日常管制中发生频率最高的改园、取土、挖塘、闲置荒芜等禁止性活动为依据,中部地区农户的福利损失为3186—5274元/hm2?a,东部地区农户的福利损失为563—11572元/hm2?a,禁止取土行为几乎不会对东部地区农户的福利产生影响。研究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户对农田未来用途的预期不同,进而规划管制给他们带来的可能福利损失也有差异,在进行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时应区别对待,提高规划管制效率。     

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评价与思考——以广东珠三角为例

兴起于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泛存在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本文作者基于对珠三角地区的农户调查,从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率、福利变化和产业发展风险等三方面评估了调查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效率,认为立足于珠三角现实需求和改革环境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效率改进,但存在有损农民福利的社会风险和制约产业发展的未来风险,土地流转仍需规范和完善。     

不同兼业程度下的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的调查与实证

本文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兼业程度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流入意愿和二兼农户流出意愿相对较强;户主年龄和社会养老保险是影响兼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决定性因素,其并没有因兼业水平不同而表现差异;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兼业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但不同兼业程度农户注重的服务项目有所差异;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和被雇务农收入对纯农户流转意愿具有一定影响,而兼业用工量所占比重则对一兼农户意愿影响显著;影响二兼农户流转意愿的因素相对较多,主要包括婚姻、农用固定资产存量、年生活开销、土地流转制度规定及被雇务农收入。     

农村宅基地限制交易的正当性

研究目的:分析是否应当禁止农村宅基地在城乡之间自由交易。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宏观上,宅基地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种社会保障福利,允许其自由交易,农民必定是最终的受损者,而各种社会强势群体才会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在微观上,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以后会破坏村庄伦理,加剧村庄内部的不平等。研究结论:限制农村宅基地自由交易具有正当性。     

Technology,market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southern Mali

To identify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that support sustainable land use; a farm household modelling approach is applied to analyze micro-economic supply reactions to various policy measures. The modelling framework links agro-technical and economic data, and takes both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 into account, allowing land use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djust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farm household objectives. Different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are distingu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s, savings coefficients and time discount rate. Actual and alternative (sustainable) cropping and livestock activities for different weather regimes are defined for southern Mali. The effects on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expected farm household welfare of adopting alternative technologies and modifying prices, transaction costs, access to credit and land taxes are demonstrated. Even with full information on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strong policy interventions are required to halt soil degradation. Structural policies proved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price policies to reduce soil degradation while maintaining positive income effects. When prices are determined endogenously, structural policy loses some effectiveness as an incentive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due to the effect of additional supply on local cereal and meat Prices.     

农户禀赋对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意愿及方式的影响基于西南地区的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微观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探究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和自然资本禀赋对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意愿及方式的影响。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农户禀赋各变量对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意愿的影响，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户禀赋各变量对“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和“农户+合作社+公司”3种融入方式影响。结果 缺乏经营经验、农业收入高、不能筹资、耕地面积小的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意愿较低。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学习能力强、耕地面积大的农户更倾向以“农户+合作社”方式融入供应链。学习能力差、家庭人口少、家里有村干的农户选择以“农户+公司”方式融入供应链的可能性较大。有经营经验、培训经历、亲戚数量少、家庭收入高、农业收入低、能筹资的农户更倾向以“农户+合作社+公司”方式融入供应链。交通便利及靠近乡村旅游地区的农户对所有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方式均不感兴趣。结论 要破除农户融入农产品供应链的禀赋障碍，科学引导农户以合适的方式融入农产品供应链，重视条件适宜地区农户进行农产品直销的优势和意愿。     

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市场失灵与其政策矫正

研究目的:研究中国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陷于困境的制度之源,探讨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的政策矫正。研究方法:局部均衡分析和交易费用分析。研究结果: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限制不当以及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残缺提升了市场交易费用,减弱了当事人的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供求,影响了交易效率,降低了社会福利。研究结论:必须"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在明晰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产权基础上,赋予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的权利,从消除制度障碍、明晰土地产权等角度克服中国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上市的瓶颈。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土地抵押贷款需求探讨——以重庆市开县农户调查为例

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是解决农村地区资金需求不足的有效途径,该文以重庆市开县农户调查为依据,从农户意愿角度阐明推进农村土地抵押贷款的必要,运用农户调查法、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性,揭示农村土地抵押贷款的需求特征: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经济活动类型、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以及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抵押土地意愿影响显著。为推动农村土地抵押贷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开放农村土地抵押贷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进农村土地抵押贷款顺利发展。     

农户对殡葬用地制度满意度及其改革接受意愿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目的]我国农村殡葬用地存在较多的问题,不断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实际面积减少与有效利用率下降,同时影响机械化,而农民无处可葬与生态型公墓使用率低产生冲突,建议将耕地中墓葬地减少与生态型公墓增加相互挂钩,而挂钩的基础则为农户意愿。[方法]因此该研究以辽宁省5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座谈走访、实地测量,调查辽宁省农村殡葬用地利用现状,分析农户对现有殡葬用地制度的满意度及其改革接受意愿。[结果]研究表明:辽宁省农村殡葬用地每年新增面积约164.89hm~2,占用耕地面积50.46hm~2;其中农户的年龄和经济条件对殡葬用地的影响最大,农户对现有农村殡葬用地满意度为74.21%,愿意迁坟的比例为46.00%。其中年龄段在60岁以上者最不满意当前的殡葬状态,愿意迁坟,而对于迁坟与否或是否使用公墓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农户经济条件,经济条件较好使用公墓意愿最低,其次是经济条件较低者,经济条件中等者使用公墓意愿最高。[结论]建议在实施殡葬用地改革时,根据农民意愿,制定合理补偿标准,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增减挂钩机制,科学规划,合理改革,提供农民接受性较高的殡葬用地改革方案。     

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目的 为合理引导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并制定出科学的宅基地退出管理策略,亟需开展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准确把握农户在此过程中的生活质量变化状况。方法 文章以阿玛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宅基地退出的农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晋江市的调研数据,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评价和比较不同模式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福利效应及其差异。结果 资产置换模式和指标置换模式下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总福利水平都有所改善,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378、0.404上升到0.399、0.418,货币补偿模式总福利水平则呈下降的状态,从0.412下降到0.373。其中资产置换模式和指标置换模式在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和心理状况的农户福利水平有所上升,家庭经济和决策参与的农户福利水平下降,两者改变程度有所差异。货币补偿模式只有居住条件的农户福利得到改善。宅基地退出后农户之间的福利差异进一步扩大,福利差异系数从0.114上升到0.147。结论 不同模式的宅基地退出致使农户福利效应差异明显,使其对农户的生活方式和长远生计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应综合考虑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下农户福利效应差异,从科学设定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标准、规范宅基地退出程序、分类实施宅基地退出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升农户福利水平和促进农户福利均衡发展。     

农户林地未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从实证角度论证了农户未流转行为的三方面关系。其中,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所得出的结果显示林地经营规模影响农户对林地的需求,但不影响农户对林地的供给,且与农户的未流入行为为非线性关系;资金状况显著影响农户的未流入行为,而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并不显著影响农户的未流出行为;林业服务状况对未流入和未流出行为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为促进林地的流转应主要解决好资金和服务体系建设两大问题。     

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与参与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项目不同,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有更大的自主性,因此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背景下,加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探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意愿,并识别出影响因素,寻求提高农户市场化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发力点。[方法]文章基于贵州省仁怀市208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业经营特征和农户行为态度四个方面研究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整体较高,81.25%的农户表示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家庭务农人数越多、家中有村干部、平地数量越多、坡地数量越少、对坡耕地经济收益越不满意、认为水质下降对作物产量影响越严重、越认同参与生态补偿可获得荣誉感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结论]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愿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保障和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后的经济收益;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增强农户参与市场化生态补偿的荣誉感和参与感。     

FOOD SECURITY IN KWAZULU: RESULTS OF A HOUSEHOLD-BASED PROGRAMMING MODEL

A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odel of rural KwaZulu, excluding three northern districts, was developed to simula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egions of high and low cropping potential. This model aggregates enterprise levels predicted for four representative households of which two are in the high-potential region and two in the low-potential region. Several economic scenarios are simulated with the model to predict, inter alia,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cereal prices, input subsidies, changes i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a rental market for crop land. Long-run food supply response is estimated to be inelastic with respect to changes in product and input prices. Higher food prices harm the majo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Lower input prices have little impact on household welfare. Conversely, it is predicted that a rental market for arable land could have a large positive impact on crop production and would improve household 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