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辽宁县域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从整体看,县域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阶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现结构升级是县域经济的主要任务,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资金、人才缺乏等很多制约因素,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必然会扩大发展差距,政府有必要在产业发展环境、县域基础设施投入、人才支撑、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实施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     

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普遍经历了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但是不同国家农村工业化的背景和发展模式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本文认为资源禀赋条件和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农村工业化发生阶段、发展模式及其产业结构特点的主要因素,不同阶段的农村工业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差异.辽宁农村工业化应注重平衡市场和政策两种力量的作用,走混合型发展道路.     

河南省特色小城镇发展模式探析

小城镇,大战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产业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河南省特色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形成了特色工业企业集群发展模式、特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交通枢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社会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等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以及特色小城镇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以某一动因为主,其他动因为辅,综合作用而形成。因地制宜,选择重点小城镇进行特色培育、重点建设,形成增长极,以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析——以温州为例

县域经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出现了一种“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涌现出许多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比如“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最早提出“模式”这一概念的是费孝通教授。1993年全国政协小城镇调查组到江苏考察，费孝通教授在扬州的总结会上提出，“我感觉到苏南这个地区在农村经济发展上自成一格，     

“苏南模式”变迁下的乡村转型

市场经济发展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苏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传统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出现了变革,苏南乡村发生了经济、空间和社会的多层面转型,乡村经济形态由内发型转向开放型并带动了县域经济迅速崛起,乡村经济空间由分散走向集中从而促进了乡镇工业园区快速成长,传统乡村向城市化乡村转变进而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乡村转型的主要调控措施是乡村重构.     

经济欠发达地区现代农业建设模式探析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依据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忌一刀切、一盘模,不可采取单一的发展模式.本文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建设现状,总结了当前现代农业建设的几种主要模式,理性分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择现代农业模式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力图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辽西县域财政经济的发展思路

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辽西县域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其中九个县（市）被国家和省确定为贫困县，政府对这些贫困县在政府，资金，人力，物力，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与照顾，有效地改善了这些贫困县的落后面貌，但由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多，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劣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九个县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为了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抓好县乡财源建设，加强财政管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对西部小城镇发展的思考

城市化是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规模大小，程度高低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的高低，所以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基本任务。西部经济发展中现存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制约了西部市场容量，     

创新导向型县域经济的模式分类及均衡选择

创新导向型县域经济是一种将创新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全新发展模式。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决定了创新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从创新的主导动力视角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科研机构主导型;从创新的产业基础视角可以分为生态农业启动型、新型工业牵引型、高层次城郊服务型和外向商贸开拓型;从创新的资源来源可以分为内源式创新模式和外源式创新模式。县域经济在模式选择过程中必须综合考虑各种约束因素,遵循有关原则,做出均衡选择。     

晋陕蒙接壤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晋陕蒙接壤地区资源富集，是我国1990年至今重点开发地区之一。本文选取极具该区典型特征，且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陕西省神木县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神木县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政策，概括总结了该县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对于晋陕蒙接壤地区的经济综合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以及资源富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