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心灵不应孤独

新生代农民工特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要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新生代农民工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接受主流文化的滋养,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社区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长效之道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强烈,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城市融入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除了来自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阻碍之外,这一群体的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自身阻碍为视角,阐述这一群体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社区教育在破除自身阻碍方面的优势,提出通过社区教育来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城市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缓解心理问题,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民工王元成：解开户籍枷锁才能消除各种不公平

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体面而尊严地生活，是当前非常急迫的现实问题。近年，虽然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社区扎根，但是他们常常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文化素质难以提升。他们在各种歧视和限制下对城市缺少认同感，很难融入社区各种文化生活中。据统计，农民工二代在社区各种活动中的参与率不到10％。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障碍探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跨入城市的天门,脱离农业生产的他们迫切地想融入城市生活.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素质的等多方面的障碍.为使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地融入城市生活,有效调动其建设美好城市家园的积极性,政府、企业、社区、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力合作,为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文化融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和最终归属点.因此,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文化工作机制,并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主动诉求和努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文化待遇,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实证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由于其特殊的生长环境和工作经历,他们在承担城市最艰苦繁重工作的同时,其精神文化生活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运用调查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农民工精神文化消费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社区文化是社区的精神内涵所在,社区文化建设对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在剖析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完善城市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建立文化资源共享、共建机制,加强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健全社区文化管理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加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决策中的作用研究——以南京市1062份农民工问卷为分析对象

农民工城乡迁移已成为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重要现象和组成部分。本文在土地权益二分为资源禀赋性权益和社会保障性权益的基础上,将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险效应纳入经典的Todaro模型进行中国化改进,利用南京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土地权益尤其是土地保障机制的发挥影响着农民工的城乡决策,只要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民工仍起作用,户籍、城镇社会保障仍是其市民化的制度障碍,面向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机制设计就需受此约束而不应贸然推进。     

代际视角下进城女性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目的]基于对成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探究代际视角下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山区劳动力转移及促进山区人口市民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调查成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有6岁以下小孩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留城有负向影响,但有6岁以下小孩对老一代农民工留城有正向影响。[结论]对女性农民工整体而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留城意愿增长趋势越显著;有融入城市信心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政党认同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数量庞大的新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政党认同状况,对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存在的特点和问题,探究影响因素,并致力于寻求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党认同的正确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是这一群体在逐渐发展事业和建立家庭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从角色冲突与补偿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比第一代农民工性格特征的差异之处,揭示不同工作与生活状态下的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的特点,具体展现其冲突的产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提供可参考性的对策和机制,为企业的和谐关系建立以及员工的职业发展另辟一条蹊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研究表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向、职业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治的就业制度仍在,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一系列的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针,制定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系列政策措施。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三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5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都对其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所处职位四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     

我国海岛渔村社会变迁研究(1990-2013)——基于浙江樟州渔村的田野调查

过去的二十余年间,海岛渔农村社会不论是经济、社会文化,还是人口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通过对案例地的田野调查,探讨了传统渔村发生的经济变迁、社会文化变迁和人口变迁。认为渔村发生了显著的经济变迁,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合作制转变,渔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渔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生产作业方式的变化、村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卫生环保观念的变化等方面;渔村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变迁现象,集中体现在村民的外流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入,空心化问题凸出。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分析了渔村社会变迁中存在的负向效应以及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