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思路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思路,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采取何种配套措施,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艰巨任务。本文基于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和发展成效的共享性两大维度在对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本质要求进行论述的基础之上,全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对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合理提升其福利水平;健全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思路,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包容性发展。     

市民化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耦合效果评判

针对当下"人产城统筹"存在的现实需要,从产业集聚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客观依据出发,本文建立了一个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2008—2014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DIF-GMM和SYS-GMM方法从农民工市民化视角考察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互动发挥的积极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指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并未实现协调一致,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1146逐渐攀升至2012年的0.4726后又迅猛降至2013年的0.2516,均值为0.2918,互动水平偏低,尚处在磨合阶段;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具有倒"U"特征,提高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指数。在深化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耦合互动过程中,应遵循市场规律,加强产业转移力度,围绕"人"的各项事业,依靠产业集聚形成产业区,进而对产业区按照新型城镇化的目标要求进行架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3地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是个体福利预期与政策感知绩效之间的纵向差减、农民工社保与市民社保之间的横向差减,以及政策知晓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江苏省13地市的数据分析显示,受待遇所得不足、群体分化与信息不畅等因素影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总体偏低,其心理状态弱势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效应产生了消极影响,并进一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之一。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要求以"权利公平"为核心重构"居住地"相关而非"户籍"相关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政策治理水平和制度管理效率,增强信息宣传与沟通,推动农民工权利融合和能力融合的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研究——基于河南数据的分析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是促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主要有制度性因素和实践性因素；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何在?创新多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建立城乡对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城乡全覆盖的公共服务机制.进而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实现市民化.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进程、挑战与对策

未来5~10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时期,重中之重是创造条件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全面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时机、条件已经成熟,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关键在于下定决心,在国家层面统筹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与体制的突破。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农民工对于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对农民工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这是因为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上,实现城乡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是主要的出路,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格局必须要做出调整,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农民工市民化迅速发展起来。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劳动力市场,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的同时,推动我国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机制与相关利益主体协调发展研究

主要就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机制与相关利益主体协调发展情况进行研究,正确、合理地协调两者关系,解决两者间出现的问题,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社会效应

进入"十二五",将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而农民工市民化将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意在应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就业与三次产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为更好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效路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一个大战略，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各级政府应大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难题，从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队伍的发展壮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也改变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做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工作,确保农民工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文章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诉求入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探讨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及分担机制探究

新型城镇化的瓶颈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阻滞因素正在逐渐消解,但除了制度层面之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需要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类,厘清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三个成本分担主体的责任所在,进而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优先瞄准对象：基于市民化权能特征和公共投入约束的政策锚定

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异及其差别化的市民化权能状况和规模庞大的市民化公共成本,使得采用"优先瞄准"市民化权能较高者的"有序递进"策略成为稳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必然选择。在界定了市民化中政府投入责任边界和成本构成的前提下,采用维持既有市民福利水平不变的"福利剩余"帕累托改进准则,本文构建了一个核算特定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最优目标和优先瞄准对象锚定标准的评估技术体系,据此估计出武汉市2019—2023年公共财政投入承载范围内的市民化人口容量规模依次为4.28万、9.19万、9.49万、9.46万和9.02万。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对该市农民工市民化权能分布进行估计,上述市民化目标相当于测算周期内该市市民化优先瞄准对象为市民化总权能得分值不低于0.74、0.69、0.65、0.63和0.61的农民工群体。研究表明,通过科学细致的成本核算和投入规划,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并不是难以想象的财政包袱,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是难以遂行的任务。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成本收益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刍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中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向市民化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其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工资、消费、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90后”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90后”农民工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做好“90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中仅有3.8％愿意回乡务农,75％的人“选择经商、开办工厂或去企业工作”.     

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时代特征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其中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好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做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有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有助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基本表现有个充分的认知,为进一步做好今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本文强调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采用HLM模型指出了群体间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受在塑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反馈结构。研究表明,群体间相对经济剥夺感与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相关,农民工群体内分层因相对剥夺感受差异而使其市民化意愿强度呈现层次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但边际意愿倾向递减,市民化净收益预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根本原因;城市居民群体正面的社会评价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政策时应当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