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对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保护、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促进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使用CVM设计调查问卷,利用山东省16个市464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并运用Probit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域居民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但大部分居民认为国家应该是补偿主体;受教育程度、工作优越性及收入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更高。     

基于CVM调查的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选择条件价值评估法对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意愿调查,建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以此来分析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情况,得出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影响居民生态补偿的因素,计算生态补偿支付额度,并总结生态补偿的障碍。研究表明:在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生态补偿以及环境重要性的了解程度的变动,都会对居民生态补偿有所影响,而且计算得出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额度偏低,为357.04元/年,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与支付意愿调查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耕地资源具有多重生态服务价值,对其定量评估,可为耕地保护的生态补偿测算提供依据。以武汉市为样本区域,采用问卷调查法,分市民和农民两类样本,调查居民对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认知程度、支付态度及意愿支付额,为价值评估奠定基础。结果表明:农民的认知程度显著低于市民;80%的市民和65%的农民有支付意愿;市民和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148.36元/年和100.20元/年。因此应加大相关宣传和教育,提高居民的认知程度;完善耕地保护与补偿的长效机制,使耕地外在生态价值内在化。     

黄河三角洲居民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研究

黄河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也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在合理设计调查问卷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获取当地居民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服务的支付意愿。运用非参估计方法得到以下结果:黄河三角洲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在121.3～200.22元/(户·年)之间,总支付意愿在7088.77～11700.86万元/年之间;被调查者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学历和户籍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基于选择实验视角的浑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意愿的实证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成为解决流域内不同地区经济损益变化、协调上下游利益关系失衡的重要经济手段。文章运用选择实验法,构建生态服务功能指标并设置属性水平,实证分析浑河流域下游居民对上游森林生态服务属性的选择偏好;通过421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Mixed Logit模型,测算其补偿意愿。研究结果表明:(1)74.6%下游居民愿意对其进行补偿,受个体基本特征、外部环境、水资源现状评价与认知等多维度变量综合影响;(2)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支付金额与受访者补偿意愿呈负相关,改善城市小气候、调节水量、信息反馈与其呈正相关且有显著影响;(3)下游居民人均补偿意愿为23.77元/年,补偿金额为2783.77万元/年。效用水平差异化的不同组合方案为浑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生态公益林价值补偿意愿调查分析

采用意愿调查及多元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井冈山林区生态公益林价值补偿意愿支付值进行系统分析,并对2001～2010年间区域内居民的意愿支付数量进行动态预测。结果表明:区域内居民享受生态公益林价值的意愿支付费用相差较大,平均意愿支付值约为调查者数量累积百分数的62.27%;意愿支付值的大小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家庭年人均收入。     

水源地保护区居民生态补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645份问卷的抽样调查

水源地保护区居民对生态补偿的满意度,是反映在水源地生态补偿过程中当地居民自身利益需求与生态补偿标准之间差异的重要标志。本文作者选取山东省等12个地市的水源地保护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了解当地居民对现行生态补偿标准的满意情况,并利用Probit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其满意度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水源地保护区居民的年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所得补偿越高,其对现有补偿的满意度就越高;而居民的受偿意愿越强烈、所处水源地保护区级别越高,其对现有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就越低。     

林农参与生态公益林管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数据

林农既是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的接受者,又是参与生态公益林管育的微观决策主体。文章基于江西省的753份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林农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理环境特征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等四个维度出发,利用二元Logit模型,经过三次配对后实证分析林农参与生态公益林管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个体特征中林农性别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影响显著,其余变量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满意度对林农参与愿意影响显著;生态公益林管育政策了解程度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有一般影响;距离乡镇政府远近对林农参与管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从发展生态公益林林下经济、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和生态公益林管育政策等方面提出政策性建议。     

生态价值认知对农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

在中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背景下探讨农民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有利于矫正生态恢复及补偿政策中的偏差,提升有关政策的执行效率。本文以陕西省渭河流域为例,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生态价值(包括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认知对农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认知还是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非市场价值认知,都对农民的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影响强度上,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195和0.174)。同时,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对农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农民具有更强的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     

居民造林减碳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保定市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统计描述法和Logistic计量模型法,对居民进行造林减碳的认知、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居民造林减碳意愿较高,对节能减排的认知水平、职业、婚姻状况对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     

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从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外部效益供给的角度,运用意愿调查法探讨了宜昌市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保护当地耕地外部效益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03元,耕地外部效益年经济价值达1876万元;影响农户是否意愿支付的显著因素有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教育水平、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该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外部效益评估技术、推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等提供参考和启示。     

农户收入分化对林地流入与流出意愿影响研究

以辽宁省409户样本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户收入分化在农户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讨论收入水平分化、收入结构分化、二者交互项对农户林地流转综合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分化对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结构分化对农户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分化与结构分化交互项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农户收入分化因素;做好收入分化因素的有效识别;充分认识收入分化因素对农户林地流入与流出意愿的差异影响;把握分化特征,有针对性提高林地流转意愿。     

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的受偿水平并对其补偿标准进行精确测度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以最大效用地推动农村居民的生态消费。[方法]文章基于江西省658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以节能灯具为例）的受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其补偿标准。[结果]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受资源禀赋、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测算出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的动态调整区间为32.79～36.36元，政府支持农村居民购买生态产品的最优受偿率应为20%。[结论]（1）高度重视农村居民资源禀赋对其受偿水平的影响，加强农村居民资源禀赋积累；（2）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态产品的认知，强化生态产品政策宣传；（3）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制度，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非市场价值及居民支付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南京市为例，研究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及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条件价值法，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南京市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04087.92万元，单价为20760.59元/hm2；（2）57.76%市民和60.32%的农民家庭愿意为耕地非市场价值付费，支付意愿分别为208.33元/户•a和120.26元/户•a；（3）家庭收支水平、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受家庭支付能力及其在耕地非市场价值方面受到教育的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并不高。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人数、家庭纯收入、对受益者是否产生影响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支付意愿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年龄、家庭总人口、耕地面积、林地面积、是否了解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在分析基础上提出建议: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让受益者了解保护生态公益林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建立受益者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机制。     

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徐水区319位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 玉米秸秆还田技术是我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技术模式,也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重要途径,探究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意愿并对技术采纳的补偿标准进行精准测度,有助于建立秸秆还田技术持续推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方法 文章以河北省徐水区319份农户调查为基础,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构建补偿意愿价值评估模拟模型来估算支付意愿价值和秸秆还田外部环境成本。结果 （1）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较高,有90%的农户表达肯定支付意愿;（2）基于农户支付意愿和秸秆还田的温室气体减排环境效应测度,徐水地区玉米秸秆还田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661.8元/hm²和171.47元/hm²;（3）支付意愿的影响因子按从大到小的强度排序为耕地平整化程度>化肥成本>农户性别>化肥用量认知>家庭农业纯收入>受教育程度>政策认知>社会网络>地力提升认知。结论 （1）细化补贴类型,制定科学补偿标准,建议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标准为416.7元/hm²（27.78元/0.067hm²）;（2）通过秸秆还田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认知水平;（3）聚焦不同主体的愿望与诉求,实施针对女性农户群体的补偿政策,为补偿精准施策找准靶向。     

北京市居民生活水价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对北京市居民生活用水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北京市的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6个区的居民生活用水户的水价支付意愿进行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供水服务满意程度、家庭对水费负担程度、对北京缺水的认知程度、对现行水价态度等影响居民水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26.6%的被调查户愿意支付比现行水价高的水价,73.4%的调查户不愿意支付比现行水价高的水价。分析表明:用户对供水服务态度满意度越高、水费占家庭收入比重越低、对北京市缺水现状了解越多,则居民的水价支付意愿就越强烈。建议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区分不同的目标支付群体,制定完善的水价调整政策,加大宣传力度并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水价补贴工作,从而提高居民支付意愿。     

农户参与林业碳汇意愿及影响因素动态分析——以云南省凤庆县、镇康县为例

运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建立模型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显示,在项目涉及区,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人均收入,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农户环保意识,对碳汇林未来经济预期六个变量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在非项目涉及区,文化程度,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林地面积,农户环保意识,对碳汇林未来经济预期六个变量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林业碳汇补偿标准、开展农户教育培训活动、拓展农户收入来源的建议。     

基于聚类分析的居民自愿供给城市森林生态服务研究——以牡丹江市为例

对牡丹江市居民参与绿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根据影响居民出资情况的因素,通过聚类分析将牡丹江市居民出资情况分为4种类型,并对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第1种出资类型的居民有95%愿意出资10元以上用于小区绿化;第2、4种出资类型的居民倾向于10~30元的出资金额;第3种出资类型的居民有85%选择出资5~30元。最后,提出可通过文化程度和人均月收入水平这2个主要影响因素对小区居民出资情况进行聚类分析,找出不同类型居民参与自愿供给的行为规律,根据居民出资类型来判断筹集城市森林经济补偿资金,确定比较符合受益者支付意愿的支付额度。     

基于忠县农户调查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分析

研究目的:从意愿角度揭示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农户调查法,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户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耕地利用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保护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构建重在保障农户权益的经济补偿机制势在必行,必须从补偿区域、补偿对象、补偿运作、补偿来源等方面创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